今朝"铁一号"

"铁一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简称,现在的张自忠路3号。1924年为段祺瑞执政府,建国以后成为人民大学的校址,后来,人民大学迁往中关村,"铁一号"就成了"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这里曾经是这个胡同比较大的院落,由于门前有两个铁狮子,所以这条胡同被人们称为"铁狮子胡同",这个院落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了。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这里,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当初就是在这里牺牲的,鲁迅先生还特意为此事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也因此这里在1992年被列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     

汉口“四三”惨案述论

"四三"惨案是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的一起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这起惨案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中国阵营内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日益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发生。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武汉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顾问的妥协退让,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战略退却"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温和妥协事件处理政策,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惩罚。     

我的绿色“六一”

很早我就和妈妈约定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妈妈也神秘地告诉我,她已经准备给我一份绿色的感动,但却不告诉我是什么。妈妈的神秘挑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今天终于是"六一"了,我特别兴奋。放学回家后,妈妈已经等着我了。我急忙问妈妈:"妈妈,今天我们怎么过‘六一’?"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你跟我来就知道了。"说     

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大后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这些惨案在时空分布上呈相对集中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在时序分布上，惨案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因为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在空间格局上，惨案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最为惨重。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     

引吭高歌唱和谐——献给"六一"儿童节

年年欢度"六一"节,每年都有新的主题。今天,我们集合在国旗下,祖国啊,把悄悄的话儿说给你--我们信赖的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我们在新鲜感里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我们研究,我们学习,我们稚气地想像,和谐的社会一定很干净,很舒适,很透明,很民主,很安宁,很公平,很友善……人人都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建设小康社会的洪流里去。     

周其鉴与高要农民运动

周其鉴是上世纪20年代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他在高要的活动是其从事农民运动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在解决"高要惨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的先驱之一.     

复制·重整·回忆:欧阳修《集古录》的文化考察

欧阳修在其<六一居士传>中说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加上自己一老翁,是为"六一"."六一"条件之完成,与<集古录>关系密切,并且由于<集古录>,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造就了欧阳修的金石学家地位.关于<集古录>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大方向,一是讨论成书经过和时代;一是针对其内容,肯定其在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校雠学、书法艺术、文学批评、理学思想(辟佛排老)等层面的意义与价值.该文尝试将视野转向物质文化的角度,从文人收藏文物的意识形态,探析<集古录>的文化特质.笔者概括了"复制"、"重整"与"回忆"三个层次,认为通过复制金石文字,重整文字所建立的历史体系,欧阳修确立了历史文化凭借物质以传承的观念.而<集古录跋尾>里的伤逝片段,又与拥有金石榻本、证成文明轨迹的无上愉悦,形成哀乐互显的对照.     

关于吉林“延边惨案”的研究、纪念与路径探析——兼论“济南惨案”

1920年末，日本出兵我国延边等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延边惨案”,数千东北朝鲜人和部分中国人惨遭日军杀害。事发后直到现在的100多年间，国内对该惨案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在纪念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延边惨案”具有发生时间早、事件规模和日本出兵规模大、事件影响也很大等特点。长期以来，“延边惨案”被“庚申年大讨伐”所代替，明明是大惨案却被称为“大讨伐”,极其不利于凸显惨案的历史真相。而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在研究和纪念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其经验值得去学习和借鉴。     

五卅"运动中的英国与日本

文章叙述了“五卅”运动中英国和日本处理惨案的态度 ,分析了英国积极寻求日本的合作而日本采取双重政策的原因。认为 ,英、日两国在这场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的变幻、学者和社会大众立场身份的限制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不能被遗忘的创伤——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美籍华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从日本人、西方人、中国人三种视角讲述了南京大屠杀,分析了日本对中国的有计划的入侵、如何入侵及背后的深层原因,表现了日本在南京的残酷暴行以及中国人所承受的沉重的苦难、创伤。为了避免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世界应该记住南京大屠杀及其留给世人的教训,对这一历史进行反思。      

1920年代“侨日共济会”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社群的支援活动研究

以“侨日共济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成立原因、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的支援活动以及最终消亡的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初，中国的大批穷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赴日谋生，在日本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种种歧视，旅日中国留学生为了改变这些华工商的困境，于1922年创办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由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屠杀华工事件，旅日下层华工商或遭杀害，或被遣返回国，共济会会长亦被日本军队秘密杀害，因此共济会也随之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70年,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的右翼势力则竭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揭示侵华战争中日本暴行的真相。由南京大学历史学者担纲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公开出版,就是对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严正批判和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该书已出版的28卷共计1500万字的史料包括了来自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各种史料,后续的20卷将在2007年出齐。该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成为人间地狱,在这之前能走的都已离开,鼓楼医院成为当时南京的惟一医院,几个勇敢的西方人士选择继续留在医院工作。医院面临着人员的严重不足,资金设备的紧缺,日军不断侵犯,员工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坚守着各自岗位,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与红十字会、安全区合作,尽力挽救更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