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中西文明之动静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明遭遇空前危机,从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杜亚泉、李大钊等纷纷研讨中西文明之异同,总结出中西文明之动静说.他们还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哲学观念出发,提出矛盾论、调和论和第三种文明论,试图解决中国文明遭遇的危机.     

清末的武侠启蒙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新境界

自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廷内忧外患,士大夫由自强转为救亡.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认为日本的武侠能影响政治,可以为中国借鉴,他们的重侠主张掀起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尚侠热潮,20世纪初侠风复炽,武侠小说再次掀起创作高潮.金庸在其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开辟了新境界:他的武侠小说不同于清朝武侠小说的理性化倾向,也不似民国初年的武侠偏向于情而非义,他的武侠小说完成了古典武侠小说向现代武侠小说的转化;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了五四文学中感时忧国的历史意识,他将武侠置身于历史场景之中,集中书写武侠的家国意识并对国民性进行思考;他对武功的创造性描写、雅俗文学界限的超越、理想国语的实践、人的文学的召唤,具有重建伦理、召唤良知、讴歌侠客、肯定爱情、批判虚伪、驱逐黑暗、启蒙民众的意义.金庸拓展了武侠形象,回应了梁启超等人的呼吁,这也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发扬.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西体中用——谭嗣同的文化观

本文作者认为,谭嗣同的文化观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因此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读《谭嗣同传》

谭嗣同在清代戊戌维新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文澜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分析到维新运动的派别时,曾着重指出:谭嗣同实代表着左派。这一派“……代表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他们沾染官僚主义习气较少,而又着手开办矿务,迅速可获大利,所以在思想上比康梁系激进。” 《谭嗣同传》是梁启超为谭嗣同写的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道德进步论”与“俱分进化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二

在道德起源论方面,梁启超比较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影响,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物;章太炎则主要从中国传统的“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本源。在对社会道德现状的评估方面,梁启超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堕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将发明新道德的希望寄托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章太炎则认为道德状况受社会职业的影响,认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知识水平、政治地位的高低成反比,并特别认为知识分子“率多无行”。梁启超认为道德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其水平,实现全人类道德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所决定的;章太炎则提出“俱分进化论”,并由此得出否定进化,否定人类道德发展的结论     

试论梁漱溟与孔学——兼评“乡建派”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有的吸取其学说中错误的东西,有的发挥其积极的因素,随着历史潮流的变化,孔子及其学说,不断地被利用和改造。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中,力图利用和改造孔学的,有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还有梁启超和梁漱溟,梁漱溟     

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清末民初,中国散文文体发生巨大嬗变,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应用性散文文体严重衰退,文学性散文文体也今非昔比;而近现代散文文体如严复、章太炎和章士钊等人的"逻辑文体",谭嗣同、梁启超的报章体,周作人等人的美文文体,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文体等,异军突起,逐渐取代传统散文文体,并在文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

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革命"之说,但为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却喊出了"三界"革命的口号?这是因为受了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当时学人的世界观,粱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便是其进化论世界现的直接产物.     

《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梁启超"群"观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研究者在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中有关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观点时存在着很大的差致。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梁启超和清末历史发展的理解。     

偶像的颠覆与思想的锐进——谭嗣同对湘军评判的心路曲线

湘军在晚清历史上声名显赫.作为湘系官宦子弟,谭嗣同最初对湘军有着一种朴素的认同感.他赞颂湘军的功业,崇仰湘军人物并以之作为偶像.但是,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谭嗣同开始打破偶像,对湘军及其人物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发生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谭嗣同放弃了他早年尊崇的"圣人之道",转向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作为清廷维护其封建专制主义"私天下"的工具,自然遭到了谭嗣同的唾弃与痛恨.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关于"神话"概念的使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我国明代就已经明确出现这个词汇,首次见于汤显祖的《虞初志》。我国近代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陈季同和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积极关注民族命运,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结合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他们主要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述说,对在不同民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古史重建即"新史学"为重要内容的文化选择与表达。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文化决定论思想

毛泽东继承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精神作用的传统观念 ,接受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精神文化决定论的思想特点。他提倡“开民智”说和“立志”说。他认为可以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 ,树立“真志” ,达到“新民”的目的 ,新民产生了 ,就可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这种思想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涤荡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的时代要求 ,然而 ,它仍旧是头脚倒立的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