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集体谈判制度与我国工会维权职能

集体谈判是调解劳资关系、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工会仍带有强烈的计划体制色彩 ,缺乏独立性、职能弱化。应借鉴西方集体谈判制度 ,加强工会的维权职能。     

推进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对策研究——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集体谈判制度是保护工人权益、平衡劳资力量、协调劳资关系的一项有效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集体谈判制度对平衡我国劳资关系的深远意义,当前我国推进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做法.     

集体谈判与工会代表权

集体谈判以实现合作为前提。集体谈判是围绕着集体劳动条件的改善而展开的,内容具有基准性。集体谈判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雇主或雇主协会的代表和工会的代表或非工会工人代表,但非工会工人代表不能破坏工会或其代表的地位。工会代表权是与生俱来的,是限制性权利与限制性义务的统一。集体谈判中的工会代表权有的是专属性代表权,有的是竞争性代表权,有的是分散性代表权。我国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代表权属于基层工会和县以下产业工会及区域工会,而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没有有效行使代表权,导致集体谈判流于形式。因此,推进集体谈判首先要完善工会代表权,即通过基层工会直接选举和工会代表诉讼激活基层工会。同时,应该强化产业级集体谈判立法,积极探索劳务派遣关系中的集体谈判途径,并且加强集体谈判培训。     

中国集体谈判困境的博弈分析

集体谈判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和国际惯例,劳动者的某些经济利益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而得到保障。现行法律制度下,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是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等仍由企业单方决定。基于此,依法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改革现行工会工资、经费制度,无疑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集体谈判困境。     

工业化国家的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度的多样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正面临从个别到集体的转型,需要再次进行集体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本文区别了两类工业化国家,即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协作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会制度、集体谈判制度这两个方面,说明了集体劳动关系制度的多样性,揭示了中国集体劳动关系制度创新的多种选择。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集体谈判：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战略

劳资双方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合作的可能性。合作式劳资关系的关键不是利益冲突的消失 ,而是要把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使冲突无法影响双方总体上的合作关系。集体谈判把激烈的对抗转向在斗争中寻找利益均衡点 ,是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策略。我国工会的权力没有形成 ,政府偏向雇主 ,雇主和雇员地位不平等使得劳资力量不平衡 ,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引进集体谈判机制 ,扶植劳资双方的平衡能力是保持社会协调发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全球化新型劳资关系的有效举措     

西方集体谈判制度的剖析及启示

西方集体谈判制度是一项有上百年历史、并有效推行至今的成熟制度 ,它能有效地保障工人利益 ,协调劳资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本文通过分析西方集体谈判的概念、特征、结构与程序 ,研究其功能与发展趋势 ,总结概括出其对解决我国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有益的启示。     

工资集体协商形成机理及效果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前者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后者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供给主导型工资集体协商由于缺乏劳资的自主参与尤其劳方的参与,效果甚微;需求诱致型的工资集体协商(或谈判)是市场自发产生的,经过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实效显著,有的还形成了持续的劳资协商机制,实现制度变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供给主导型中要过渡到劳资自治;需求诱致型中要避免劳资破裂,尽快建立有序的、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集体协商的形成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集体协商的生长路径。     

基于行业集体谈判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构建研究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西方以行业层面为主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不同,我国集体谈判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开展的,因而在推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劳方谈判主体不健全、实力弱、缺乏谈判技能等问题。鉴于此,提高集体谈判的级别、上升到行业层次开展集体谈判是发挥集体谈判效能的必然选择。基于对我国行业集体谈判成功模式的分析,为促进我国行业集体谈判的进一步发展,应从明确政府在集体谈判中的角色、培育和确定行业集体谈判主体、加强对谈判过程履行的内外约束等方面着手。     

集体谈判中政府侵权现象研究

政府在集体谈判中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其特殊性表现在政府在和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主要是保障其权利的义务主体,但在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中则主要是权利主体,因此,政府的定位对集体谈判的实现至关重要。在集体谈判制度的运行中,政府存在许多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而这也是造成有集体协商无集体谈判、有集体合同缺集体认同的主要原因。认识政府的不当位置并及时归位,是其在集体谈判中合理定位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集体协商谈判的经济学分析

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确定和取得合约的主要方式.本文旨在说明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就双方的效用进行谈判,调整并确定双方的均衡效用,使双方的效用动态化和最大化的一种有效交易方式,是交易双方取得合约的一种方式;是企业内部调节劳资分配和就业的交易行为,是一种以"双赢"为目的的理性交易.同时,集体协商谈判也是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激励劳资双方提高效率,并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     

基于嵌套Logit模型下的工资集体谈判分析

工资集体谈判论是工会发展的产物,是指以工人集团即工会为一方,以雇主或雇主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劳资谈判。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是我国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总体劳动力供应大于需求,工人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实际中,尤其是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执行得并不理想,普遍出现厂商不愿意谈,不积极谈。在缺乏厂商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下,工资集体谈判大部分流于形式。因此,从厂商理论出发,研究厂商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接受工资集体谈判、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工资集体谈判的推进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集体谈判的生成与劳动法制的转型

集体谈判的生成在劳动法律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其表现之一即是促成了国家主导型法制模式向团体主导型法制模式的转换.国家主导型模式与团体主导型模式各有其不同的制度内涵与作用机理.我国目前正处于两种模式转换的十字路口,应当审时度势地进行制度改革,为团体主导型模式替代国家主导型模式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优越地位创造条件、提供支持.     

农村集体产权的制度创新研究

对我国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的方式进行剖析,否定土地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化、国有化观点,揭示继续坚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通过在集体产权实现方式层面进行制度创新设计,来解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透视新《劳动合同法》 明确集体协商机制

新《劳动合同法》明确提出"集体协商机制"这一概念,是我国劳动关系法域中的一大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的劳动法域表述中并不存在"集体协商"这一说法,更多的是采用"集体谈判"这一术语。有学者认为二者无甚区别,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参加的主体不同。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不足,也互有借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在"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完成以后,各项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对激发农民经营山林积极性,推动林业快速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不一。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要尊重农民诉求,在林权交易中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保险、林木采伐管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字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十一五”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体系的关键时期,是在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各种不平衡现象、不协同问题及胶着性矛盾日益严峻的特殊时期,也是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并以此指导中国发展和改革思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加强劳动法规建设,建立健全集体谈判制度,着力解决劳动关系中的突出矛盾,同时有效改善薪酬制度的激励机制,就具有现实紧迫而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为此我们约请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几位著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未来我国劳动关系焦点矛盾、劳动法规建设和政策走向进行评述展望,以期引起有益的学术讨论、决策部门和有关方面重视。     

河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本文以中国新时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背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入手选取相应的指标对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期间的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在现有林权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拟为进一步完善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我国不当劳动行为控制的制度构建

“不当劳动行为”,又称“不公平劳动行为”,是指劳动关系中的劳动使用者(雇主)或者工会以不正当的手段,妨碍或者限制了对方或者第三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行为。〔1〕不当劳动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劳动使用者,少数情况下也包括工会。作为广义团结权的保障措施,②不当劳动行为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