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沙细乐"的乐曲看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

“白沙细乐”是迄今仍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大型音乐组曲,保留至今的尚有八章。我们在对整部音乐的乐曲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它们分别与纳西族本民族传统音乐、昆曲、伊斯兰音乐和蒙古族音乐有关。由此可以发现,“白沙细乐”这一中华音乐宝库中的珍品,乃是纳西民族本土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论丽江"白沙细乐"的风格形成与现代化发展

"白沙细乐"是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一种民族传统音乐,目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白沙细乐"作为在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一个代表性乐种,它不仅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音乐史料研究价值,而且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特点对面向21世纪的现实社会中的传统艺术的发展而言也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纳西古乐"与纳西族传统民族音乐

"纳西古乐"这一称谓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丽江洞经音乐演奏者为避免把宗教视为封建落后的政治风气而将丽江洞经音乐称为"丽江古乐";90年代初宣科先生用"纳西古乐"取而代之,也是专指"丽江洞经音乐".长期以来由于丽江大研古乐会是以演奏丽江洞经音乐为主的,所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把纳西古乐等同于丽江洞经音乐.其实,"纳西古乐"是指在纳西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纳西族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并融合外来音乐,而逐步形成并传承至今的传统民族音乐,包括"丽江洞经音乐"以及"崩思细哩"、东巴音乐和"热美蹉"等.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背倚明王朝,采取开放的、吸纳周围多元文化的态度来统治多民族交错的滇西北。纳西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多元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传播,在我国的民族发展史上留下了卓有特色的一页     

明代丽江纳西族经济的发展及原因初探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代。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曾有过迅速的发展,探究它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纳西族历史的研究,对今天的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为了迅速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行政机构,在一些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丽江木氏土司便是这种制度的代表之一。公元一三八二年明军攻克云南,通安州知州阿甲阿得率众归附,朝廷赐木姓,次     

民间组织的变迁与功能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白沙乡纳西族“化賩”为例

纳西族社会流行的"化賩",最初以民间结社形式存在并延续至今,如今作为纳西族人际交往的"非结构形式"对纳西族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丽江地区纳西族"化賩"活动为研究对象,应用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历时性梳理了"化賩"的发展与变迁,共时性探讨了纳西社会中的"化賩"在纳西社会中整合、保障、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分析"化賩"在整合纳西族社会经济、人际资源以及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丽江古城文化的"道"与"器"

丽江古城的魅力是由古城的"道",所反映的"器",以及"道"与"器"的关系变化所决定的.换言之,丽江古城物质文化实体是在不同时期所反映出同时代的纳西族精神文化,二者相互作用,贯穿始终,二者的共同点可归结为"和而不同".这构成了丽江古城特有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西南边陲以至世界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

殉情在世界上备民族中都发生过,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的纳西族那样惨烈和严重.本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性爱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冲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     

神话的图像叙事:明代丽江壁画研究

丽江壁画始创于明代并存留至今,它展现的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崇奉的释道众神形象,而寓言性的附加意义则蕴藏于图像表层之下——白沙壁画是木氏土司集体性心理图式和王朝观的视觉呈现,是由图像符号讲述的神话,壁画的视觉形式之中寄寓了西南边疆政权的上层政治精英对国家、地方和族群的文化想象。身处汉藏夹缝之中的纳西族木氏历时数代经营宫室壁画,凭借图像来进行叙事,界定族群身份,并表述帝国、边疆、华夏夷狄的族群与空间格局。     

旅游业对纳西族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分析

本文针对丽江撤地建市并提出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目标,就旅游业对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纳西族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了只有保护好纳西族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才能保持丽江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要保护好纳西族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提高本民族素质是根本。     

丽江古城旅游资源持续开发之我见

丽江古城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应恢复流官府衙、雪山书院、文庙、武庙等文化古迹,并注意特色原则、协调原则、适度原则;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应重点开发东巴文化、纳西古乐和民间歌舞。在开发古城旅游资源过程中,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古城旅游业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丽江纳西族社会里,殉情是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以至于外人把丽江称为"殉情之都"。丽江纳西族的殉情之风有深刻的社会、宗教、文化、心理原因。殉情是改土归流后严格的包办婚制与原有的自由婚剧烈冲突的产物;为殉情者提供理想乐园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对情死者的同情和安排;殉情这种极端做法源于封建礼教在丽江的盛行和严格规范带来的社会谴责和自我谴责压力。如今,社会制度的转变消灭了殉情现象,但在一个民族中曾经出现过的悲剧现象,仍是研究这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方面。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

作为都市文化中极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教化为主题的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一方面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必然反作用于现实,凭借其音乐艺术的魅力来影响和改造现实生活.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至少可呈现为道德劝善类、思想启蒙类和意识激发类三种表现形式;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产生原因一方面受到音乐教化功能传统性之影响,另一方面源于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其社会功能是通过摸索出隐匿于社会表层下的民众那尚未觉醒、朦胧模糊的爱国热情,唤醒民众内心深处那股如雄狮般的革命力量,并最终引发社会“轰动效应”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流行音乐与自由主义

流行音乐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和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美学角度来看,流行音乐的独特性源自于其审美特征的综合性,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流行音乐家个人艺术理念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在社会运动中不断求得相对平衡的过程。不同人群文化理念、音乐风格与表达方式存在的一致性而构成的相似的共同体不是偶然的聚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很大程度地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是接受人数最多最广泛的,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由于流行音乐本身特点的缘故,流行歌曲则更加紧密地与时代的潮流保持同步。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