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月泉吟社的寓名、成员及诗集版本考证

月泉吟社是民间的一次文人结社,首次采用了寓名形式征诗比赛。寓名是月泉吟社形式上的最大特色,也给后世研究留下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月泉吟社采用寓名征诗的原因,二是月泉吟社部分成员的考证,三是《月泉吟社》的版本传承源流。对邓草径与田起东进行重新考证,二者实为同一人。通过目验比较和文献分析,《月泉吟社》自元至清在刊刻流传过程中版本传承脉络为:元代在吴氏家族中流传,明代及以后则是正统本→正德本→嘉靖本→汲古阁本、诗词杂俎本→丛书集成本。     

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的地域因素及影响

月泉吟社是一个以婺州为中心,经征诗活动辐射至福建、江西等周边省份的地方性诗歌集体。此次征诗活动的顺利举行除了与主事者的声望有关外,也离不开婺州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深厚的人文底蕴。此次征诗活动不仅塑造了重视气节的地方文化形象,鼓励了婺州当地的诗歌人才,而且传承了遗民的守志不阿的人格精神,对婺州一带的地方文化有重要影响。     

蒲溪吟社及其诗钞初探

蒲溪吟社是清朝乾隆年间山西高平的一个文学社团,代表作家有苗令琮、张又华、张承纶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由司昌龄整理辑录为《蒲溪吟社三家诗钞》。蒲溪吟社诗人的作品呈现“格高韵远”的特色,是迥异于江南文风的“西北之文”的代表。诗作受到著名诗人沈德潜的激赏,并得到其弟子顾诒禄的点评推扬,从而在当时诗坛获得广泛赞誉。蒲溪吟社诗人与沈德潜、顾诒禄的诗文交谊,亦呈现出清代中叶南北方诗学交融互进的时代色彩。     

遗民群体与清初白居易诗的流行

清初诗坛对白居易诗不乏批评,但推崇之论亦不时可见,其中,遗民诗人的论调尤堪注意。他们倾慕白氏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白诗的流行。考察相关论说,不仅可以窥见白诗在清初传播的全貌,亦有助于认识遗民群体心态的演变以及清初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     

子学旗帜乡梓情怀 ——在《方山子文集》金华赠书仪式上的发言(选登)

方 勇(《方山子文集》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下午好! 这是《方山子文集》的第二次捐赠,上一次捐赠是在我的出生地浦江.下面先介绍一下我这几十年来的学术框架,我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对诸子百家的研究上,这部《方山子文集》中所收的多数著作都是这方面的,而其中大概一千二百万字是《庄子》研究,其他将近百万字是宋元文学研究.我的宋元文学研究重点在金华地区,尤其是浦江,所以文集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和我的家乡有关,这一方面取决于我博士所攻读的专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家乡的情怀,所以有意无意地会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涉及.《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书中对金华地区,尤其是浦江以方凤为代表的遗民集团做了详细论述,这本书的出版为之后月泉吟社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我曾专门招收过一名博士研究生,目前已经是南昌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月泉吟社研究》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对浦江月泉吟社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告一段落.     

论《月泉吟社诗》及其在遗民诗史中的地位

《月泉吟社诗》为元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所创作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其作者大都为故宋遗民,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敢直言心声,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他们借歌颂田园风光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通过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和对现实的关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为元廷的官爵利禄所诱惑的孤介情操,表现自己隐逸抗节的志向,从而使文本内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韵。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孙枝蔚、吴嘉纪交游考

孙枝蔚与吴嘉纪同为清初扬州诗坛重要的遗民诗人,二人私交甚深,交往时间长达三十年。孙、吴相交的思想基础是皆坚守遗民之志,清寒自守,狷介绝俗,心忧苍生,沉酣诗书。对二人交游情况的述论,可使诗人的诗文活动获得淋漓的生气感、饱满的艺术感、丰厚的历史感,凸显他们的个性和风神,亦可藉此蠹测当时之士风趋向。     

张其淦与《东莞诗录》

东莞籍名流张其淦于晚清至民国间编纂了广东最大亦最重要的县域诗歌总集《东莞诗录》65卷。此书是在前贤的基础上完成的。明陈琏、祁顺曾编《宝安诗录》初、续辑,蔡均曾编《东莞诗集》,但均不传。清邓淳与罗嘉蓉所编《宝安诗正》,罗嘉蓉与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续集,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再续集,为《东莞诗录》所直接取材。由于广采资料,且纠正了邓淳狭隘“诗教”观之偏失,《东莞诗录》后出转胜,取材更宏博,内容更丰富,安排亦更周详。不过该书也存在裁汰过严及替古人改诗之缺陷。附《东莞诗录》而行的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诗学书目鲜少著录,实为有价值之文学批评著述。它以莞诗为品骘对象,评论笃实,对诗家及其作品往往有到位的点评。由于受作者的遗民心态影响,《吟芷居诗话》对遗民诗人极力表彰,对“贰臣”诗人则大加贬斥,既因人而存诗,亦因诗而存人。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诗视野下的唐代民俗生活略论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前学界多集中于唐诗本体来观照其审美价值,忽视其背后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唐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唐代物质生产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游戏娱乐等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唐人生活的又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