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三部“南行记”述评

一老作家艾芜的三部南行记,指《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艾芜是三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但他开始文学写作,可以说同他的漂泊生活一样早。一九二五年夏天他离开成都第一次南行的时候,便在脖子上吊个墨水瓶,走到那里,写到那里。一九二六年他在昆明红十字会当杂役时,曾在《云波》半月刊上发表诗作。一九二八年在仰光流浪时又在《波光》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但这些作品都只算是求生之余的文学尝试。真正开始创作活动,那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艾芜因参加缅甸的反帝运动被殖民地当     

趋同与立异——李益早期诗歌创作探论

大历时期是李益诗歌创作的成长期。典型的大历诗风在他的送别酬赠之作中留下了明显的印痕;而在表现着汉魏遗风和盛唐余韵的"华州诗"以及少数表现人生理想的古体诗中又洋溢着诗人迥异时流的叛逆精神。李益的早期诗歌创作之于大历诗风既有趋同的一面,又有立异的一面;而后一方面尤为可贵。     

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薛能诗歌简论

薛能诗歌的总体风貌约略可以概括为:诗体上,工于近体;诗风上,豪健、英逸风格并存;题材上,善写民歌体诗;渊源上,转益多师.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论后语境与北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审美特征

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社会中引发的文化思潮使得处于国际后现代文化背景之中的当代中国电视剧呈现出了特有的艺术美学表征以及独有的审美特征.而北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热播恰恰体现了当下的中国影视审美仍是以保护主流意识和弘扬主旋律为主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后现代所极力解构的审美诉求.这些审美特征包括题材中充分表现"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镜语表达中时刻渗透"大巧若拙"的美学思想以及在整部作品中着重表现的民俗性审美等.这些审美特征使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日益娱乐化、平面化、大众化的影视观赏语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美学地位.     

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

艾芜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东南亚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南行记》中,作者不仅将东南亚风光民情的描写与人物个性的刻画恰切地结合在一起,还生动地展现了西方殖民统治下东南亚地区的众生相。并且,作品中的东南亚世界还成为异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场域。对《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和阐释该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体现着中国美学贯古通今、整合宇宙的时空意识。作为一种审美境界,它要求审美创作必须意旨超远、高古、古朴、厚重,具有高风远韵、渊深厚实的审美风貌。要达到此,作为创作主体,则必须学识渊博、涵养厚重、品格高尚、境界高远。     

论李怀民对“陶韦”诗歌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兼论李怀民的“平淡”诗学观

李怀民是高密诗派领袖,他在古体诗创作上主要师法陶渊明、韦应物的艺术精神,如发扬不合流俗的气节、大量创作田园隐逸诗、追求平淡的诗风等,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近体诗的创作中;同时还有所突破与发展,如提出自己的"平淡"诗学观、在"平淡"中融入"新奇"、更注重写俗事俗情等。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审美理想、人生经历、性情品格等有密切关系。与"陶韦"比较,怀民的创作尚存在一定的局限。     

王昌龄与李益的闺怨诗比较

王昌龄与李益同为唐朝的著名诗人,他们都有题材丰富的大量诗歌创作,从两人的闺怨诗入手,从他们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在以闺怨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方面的异同,从而展现出两位诗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

一屈原南行的事迹《屈原列传》说: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连张仪不及。其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按《楚世家》,屈原谏何不杀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屈原谏会武关在怀王三十年。中间相隔十二年,不见屈原言行。这在屈传前段是个大空白。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言一行,可见屈原已不在朝,屈原哪里去了呢?从屈原赋中探索,我们发觉,屈原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南行。所谓南行,就是江南之行,这里特指湖南之行。屈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屈原一生中先后有两次南行入湘。初次南行与再次南行迥然不同。今简略比较如下:     

从《南行记》透视艾芜的“漂泊情结”

漂泊是中国现代流浪文豪艾芜一生执著的情结,它的生成源自家庭与社会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从《南行记》中可以看到艾芜“漂泊情结”所蕴含的对奇险、瑰怪的自然美的膜拜,对生命力粗犷、耐苦、勇敢的追求以及对理想的探索、进取的褒扬的深切内涵。     

刘禹锡的七绝贡献及其地位

唐代诗歌中以七言绝句所拥有的读者为最多。唐人七绝的高手甚多,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李白、王昌龄、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处于中唐的刘禹锡,其七绝创作在题材和表现方法方面,对盛唐李白、王昌龄等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形成独特风貌,从而也确立了很高的历史地位。本文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     

高密诗派领袖李怀民诗歌艺术综论

李怀民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今存诗437首,其中五律最多.其诗歌创作现实功利性很强,即借助"师古"——古诗宗法"陶韦"、律诗学习"张贾",以矫正明清诗坛"矫饰"熟俗"、不"入格"等流弊,故呈现"清真"平淡"新奇"的风格特征与"格法精严"的艺术特点.其审美理想、成长环境、人生遭际、创作态度等也是影响其诗歌艺术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诗被后人奉为典范而广为流传,在一定范围内扭转了一代诗风,在清代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诗歌局限主要是题材内容不够广泛.     

论“韩孟”的佛道诗

韩愈、孟郊诗歌都以险怪著称,然"韩孟"的佛道诗各有独特的艺术风貌韩诗尚"俗"和"实",孟诗则尚"雅"和"虚".这种迥异的艺术风貌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密切相关.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