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论孔学的主体思想与秩序和谐理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主体.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充当重要角色,也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身的阶梯,孔子贵礼是和当时的礼治思潮相适应的.尽管礼是社会和谐秩序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面临着新的整合,因此儒家的秩序理想难以化为现实,但孔子的秩序和谐理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内在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的"礼"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性质,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规范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礼"的外在强制逐渐减弱而内在规范却日益增强和完善。提倡礼治的儒家通过以仁释礼,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使人们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从而确立一种精神信仰。在这种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合而为一的内在精神信念支持下,使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的内在和谐得以实现。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食”:华夏之“礼”生成的重要场景

先秦先民们的饮食活动是华夏之"礼"的一种主要来源,"谷""肉""酒""乐"组合形成了"食礼"的最初形态。"食礼"由"物"逐步转化为"事",由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观念,"食礼"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礼乐"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祭"是"五礼"的首要内容,先民们通过祭祀活动以"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生食—玄酒—大羹正是"以嘉魂魄"的祭品组合。先民们日常生活之"食"中也处处体现着"礼"的观念,比如:"筵席"中显现尊卑,"轻财而重礼之义","节嗜欲"体现修养,"养"是"孝"与"敬"的基础内容等。"礼"不离"食"是华夏之"礼"的重要特征,先民们对"食"的烹制与调和也为中国审美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重要场景。     

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变迁——基于博弈论框架的解说

为了考察中国宗法社会制度演进路径,依托博弈论分析工具,认为基层宗族社会的重复博弈自发生成礼,并在礼的指导下进一步形成哈耶克式的礼治秩序;源于维持宗法社会国家层面上的合作格局的需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创造了在法约束下的人造秩序。礼法并举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框架。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论语》中的德治“大一统”思想

《论语》中的"大一统"政治诉求是实现"文一统",即以文德教化百姓和夷狄,以礼治管理和约束民众。文德教化的方式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以家庭伦理的"孝"文化贯通于政治领域,并从君王的德性修养做起,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目的。实现礼治的途径是学习礼文化,让民众懂礼知礼,按照礼的要求对待他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为政者按照礼的要求处理君臣和上下级关系。通过道德教化的实施和礼治文明的推广,使全国上下文质彬彬、互敬互爱,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日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哲学王”与“超人”思想对比研究

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哲学王"与"超人"思想进行研究,发现"哲学王"思想代表着外在的形式与秩序——日神精神,"超人"思想则体现了对生命力的肯定——酒神精神。到了现代主义晚期,文学作品中出现哲学王与超人形象相结合、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的特点,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特点与思潮,也预示着希腊精神即将得到复兴,真正的艺术将会拯救时代危机。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民法史上的“身份”:概念、分类及功能流变

"身份"是民法史上的重要概念,其概念演变大致经历了从人格的构成要素到逐步取得独立的地位,成为影响行为能力的因素,并最终成为人们在交易活动中所处不利地位的代名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身份"进行不同的分类,如自然的身份与人为的身份、正身份与负身份等。这些分类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身份"概念的内涵变迁的线索,并为研究不同的"身份"在民法史上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提供了基础。"身份"在民法史上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通过人的区分来组织社会和通过"本质"层次的自然的身份复兴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当代,"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又给"身份"发挥新的法则区分、倾斜适用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由法律基于"秩序"层次上的自然的身份对权利义务关系做出某种平衡与调整,对于构建正义的法律秩序显得十分必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