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

酉水是古“五溪”之一,在酉水河流域生活着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着时间、空间错置,实际上它是生活在该区域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在王朝典章制度的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将这种历史记忆放在湘西特定的区域社会的具体的时间序列,分析它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这将有助于对湘西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真理解”。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社会整体动员实施全民环境教育的基本思路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为卓有成效地展开绿色创新发展,须实施全民环境教育以启动民众的力量。实施全民环境教育,应以重建地球生境、再造国家能力基石为目标,以培养全社会的环境认知能力和环境行动能力为基本任务,构建“政府、社区、家庭、学校”分工合作的环境教育网络,重点实施学校环境教育。学校环境教育应以对学生进行环境品质培养和环境能力训练为目标,着重养成学生的环境关心精神、综合环境能力和“看护环境”的责任。为此,小学应独立开设“环境与生命”课程,以奠定小学生的环境能力基础;中学应独立开设“低碳与生境”课程,以培养中学生的生境精神和综合环境能力;大学应独立开设“环境学”课程,以培养大学生“看护环境”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环境精英,这是国家未来的保证。     

宪法的民族观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 ,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 ,因此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 ,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 ,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 ,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 ,因此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张君劢的民众观辨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在面对中国20世纪30-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之时,从多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阐述：在性善论的视角下,希翼统治阶级本着仁爱精神自觉解放民众;在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视角下,想望秀异分子能够对民众“先知觉后知”;在“社会机能说”的历史观下,强调从民众的智识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在国家“公器”观的视角下,主张民众的真实权益需屈从于抽象的国家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其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埋下了种子。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浙商崛起对国民性格的冲击与建构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草根”浙商的崛起,对塑造新型民族性格、改变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具有典型的积极意义：一、有助于改变传统“民本”思想中普通民众的依赖心理、培养民众积极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人格;二、有助于打破传统“士农工商”金字塔式的单一价值排序和轻视技艺的传统观念,在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发展空间中形成踏实、务实的民风;三、有助于扭转传统“义利观”中重义不重利而产生的“贫穷光荣”的心理以及唯利是图制假造假的不义行为,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伦理观。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在详细考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两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探讨。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云南杨慎传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杨慎是明朝著名文人,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在云南民间社会,留下众多与杨慎相关的传说,与地方风物、节日风俗、民间艺术、景观叙事密切相连。杨慎传说具有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属性,深刻影响了云南民众的文化记忆、道德伦理和文化审美,并在地方文化认同和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增强了云南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掘杨慎传说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既能够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文化资源,又能推动民间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