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

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梅山教是受道教影响较深的宗教。本文对梅山教的神灵信仰,梅山教与道教的关系,梅山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进行探讨,认为梅山教的信仰与仪式具有融摄道教法术和原始巫教的特点,梅山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宗教文化上的反映。     

共生文化圈的巫道文化形态再探讨——从张五郎信仰探讨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

福建闾山教与湖南梅山教,都属于我国南巫系统的支派,只是由于不同地域条件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两地呈现其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其中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人物、教法,并且也有相互的交流,其中内蕴值得探讨.根据两地田野调查资料,对福建闾山教中的张五郎现象和湘、川之梅山教与张五郎信仰及衍变现象进行比较,并就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进行探索.     

新化维山古墓壁画图像考略

新化维山古墓壁画图像属梅山民间美术文化的典型内容。长期以来,梅山蛮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生成了一种"梅山教"。对于梅山墓葬美术而言,也是得到"梅山教"的支持,其魂魄信仰既包括了对祖先的敬畏和崇拜,也包括了对相关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上下分层的图像配置方式表达了梅山人的世界观和对伦理的认知,维山古墓壁画从图像的内容和形式层面上看承载着一种宗教神学思想。     

土家族的山神和猎神

梅山信仰是中南和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湖南的汉族都有的，在土家族中显得特别驳杂，以致令人疑是疑非。本文梳理了纷繁的资料，考察了纵向的流变和横向的歧异，从而确认：土家族的山神是巴涅察七，女性；土家族的猎神因流域和支系而异，在沅江流域和乌江流域是女性的梅山阿打，在清江流域是男性的梅山张五郎，在澧水流域则梅山阿打和梅山张五郎兼而有之。     

梅山地域考

梅山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主要出现在唐末宋初的170余年的史籍中,它的地域范围就是雪峰山东麓北段的上、下梅山。梅山也是一个对大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梅山文化的发生地也是瑶族、土家族等族群起源生息之地,梅山文化区域覆盖了湘西、湘南、大西南甚至整个长江以南的广阔区域,但是,其核心区域在湘中梅山。     

梅山文化圈祭祀画中“四界功曹”图像探究——兼论其与长沙楚墓战国帛画之间的关联

受楚巫文化影响,湘中古梅山地区巫鬼信仰盛行并延续至今。梅山文化圈清代以来的梅山图、大道桥、神像画、牌位画、巫衣画等多种祭祀画中均发现“四界功曹”图像,与道教值年、值月、值日、值时的“四值功曹”有别,梅山文化圈“四界功曹”的职责是依梅山师公之令,前往天界、地界、水界、阳界延请四界神灵亲临坛场。从图像、功用、人物身份等方面考察,梅山“四界功曹”乃是楚地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信仰与祭祀传统的余绪。     

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渊源流变

白帝天王曾经是湘西社会众多神灵信仰中较为典型的一种①,为苗、土家和汉等族人民所崇祀。有关神明来历的传说纷繁复杂,从明清方志资料记载以及民间神话传说来分析,白帝天王信仰是湘西社会对宋以来凸现的新的社会力量的敬畏,同时又与白虎廪君崇拜有着某种潜在的文化传承。     

湘西文化源流再论

湘西作为中部地区的五溪蛮地和土家、苗、侗、汉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之地, 文化呈多元一体之格局。湘西文化作为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楚巫文化的活化石, 是以土著文化为潜流,以楚文化为主流, 以巴文化为干流, 以汉文化为显流的多元一体之地域文化。     

表象·深描·祭祀——梅山张五郎信仰的文化阐释

张五郎信仰体现了梅山文化与汉文化及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互渗融合,展现了梅山文化族群的成长、发展与迁徙历程,表征了积极吸纳先进文化、崇尚自然、血性拼搏、坚韧霸蛮等文化品格.     

瑶族先民是古梅山蛮的主体族群

关于梅山蛮主体的族属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主张瑶族先民才是古梅山蛮的主体族群,从汉人史籍、瑶人文献及口碑、梅山教三方面对此做了论证。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略论中国古代的井神信仰

井神信仰起源于商周时期的水井崇拜。西汉时期,井神被国家列入"五祀",此后时废时立。在民间,井神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奉。井神的形象复杂多变,有士大夫、女神、童子、龙王等多种形象。井神的职责也逐渐扩大,不仅仅限于管理井水。有很多关于井神的民俗,有些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明代道教世俗化成因初探

明代道教世俗化是道教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转型,其成因一方面源自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可以归结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的通俗化以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源自于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因其＂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政治功效而受到明代统治者的推崇,继而渗透于世俗的道德伦理生活中。与此同时,正一道自身作出的变革,特别是天师张宇初对道教规范和思想两方面的建设与提升,实际上使道教更好地适应了世俗化的需要。     

《太平经》所见汉代风水观念及理论形态

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起土"吉凶观念及"魂神还养"的丧葬风水理论,是汉代社会风水信仰急剧膨胀的反映,它也标志着丧葬风水术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太平经》中风水文献表明,道教对风水术的吸收与改造是在宗教体系之内进行的,并不是对民众信仰的无限制迎合,而是加以引导和转化,从而纳入其信仰体系之中。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满、壮、苗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

北方满族阿布卡赫赫,南方壮族女米洛甲,苗族蝴蝶妈妈都是创世女神,本民族伟大的始母神,这是三位女神之共性。有五方面差异:女神出世的差异,神力、神格、在民间信仰中的差异,以及萨满教、麽教、巫教之差异。差异源于:满族先民乃猎牧民族,水泡泡图腾;壮族先民乃水田农耕稻作民族,花图腾;苗族先民乃水田农耕和山地农耕稻作民族与造林民族,蝴蝶图腾。     

试述苗族的祖神崇拜和物神崇拜

神灵崇拜是苗族人民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万物有灵的苗族来说，当他们寻根问祖时，认为枫香树、鸲鹆鸟、盘瓠、蝴蝶妈妈、姜央与他们的祖先有关，便创造了一些祖神的形象。当他们感恩图报时，认为牛、枫叶、芭茅草、竹、石给他们带来了福祉，便创造了一些物神对他们进行崇拜。     

乡土美学与民间理想的艺术礼赞——苗族民间锉花的审美特征

苗族锉花是湘西苗族民间剪纸的代表工艺,和一般的剪纸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创作主体与实际功用的差异外,苗族锉花的审美意义表现为对生活的诗化,表达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福”、“禄”、“寿”、“喜”等价值的追求。苗族锉花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实现着人神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递着对于民间神灵的衷心祝祷和美好祈愿,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世俗信仰的超越。     

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

历史上梁武帝广受非议的原因一是倭佛,二是亡国。然细考之,佞佛与亡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从梁武帝的一生行事可以看出,他的宗教实践经历了从家传的道教到后期的倭佛这一过程。作为虔诚的信徒,佛教仅仅是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在笃信佛教的同时,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儒释道并用,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分离的。     

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的耦合:武当真武崇拜在宋代的定型与独尊

自先秦以降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玄武崇拜进入宋代后,因受初期重构国家意识的需要,在帝君奉行黄老之治与尊崇道教的驱动下,尤其是在真宗朝狂热隆道行为的直接助推下,真武的神格地位大幅攀升,由道教的一般性神祗一跃而为诸神中的大神。真武崇拜起初涵蕴的民间信仰功能,遂与宋廷所赋予的致治经世功能高度耦合,奉祠真武的范围由此呈现出急速扩张的态势,信众信仰的程度愈益深入。北宋中叶前后应运而生的各种道教典籍,以宋廷真武崇拜的政治隐喻为导向,又适时地附会出真武降生于武当山的说法,并在道教信奉源远流长的武当山扎根,真武自此取得在武当道教神系中的独尊地位,影响垂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