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

本文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就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中的观点提出问题,与之进行商榷。文章从具体的材料运用、研究方法、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探讨所具有的史学意义以及如何对待史学遗产等方面,指出了在比较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与杨师群、曹守亮二先生共同探讨

要弄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过,必须从社会初始条件和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构成给予论证.本文从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四个结构性要素,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要素扭曲影响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了吗?

基于2004—2007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24个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要素扭曲对各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全面加快和推进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此外,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FDI、基础设施水平、R&D投入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积极作用,非农业产业就业密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影响恰好相反。     

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作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定义,并从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开拓诸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实属一个不存在的虚假问题.     

公共政策议程扭曲的机理与防治

由于体制或人为的因素,现实中公共政策议程经常被扭曲,导致一些本来应该进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被排斥在政策议程之外,从而影响了社会问题的及时解决.造成政策议程被扭曲的原因包括: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隐蔽议程的阻碍、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窄化、政府决策体制的封闭性、政府的自利性等等.要防治政策议程扭曲,需要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构建开放的政府决策体制、健全政府绩效考核引导机制、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

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 ,它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 ,这种新的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本末轻重之辩” ,新旧“四民”之辩和“公私义利之辩”三个方面。明清实学家所完成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不但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同时也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提供了思想基础。     

双重扭曲影响中国自主创新

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面临着劳动力与资本成本的扭曲以及劳动力与资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扭曲。双重扭曲极大限制了创新要素的供给和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导致我国自主创新行为的“集体缺失”。本文认为造成双重扭曲的关键在农村,特别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问题,而这种双重扭曲又被各地方政府的官员治理行为所强化,最终导致微观创新主体创新动力的缺失。因此,任何试图改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滞后的政策措施,应当充分考虑我国投入要素的成本结构与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形成的复杂性、长期性。     

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扭曲分割的要素市场导致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二元悖论.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     

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清杂剧在山东的流变及特征研究

山东明清两代杂剧承继元杂剧余绪,顺应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和特征,在艺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明代杂剧在山东一度消沉,但也不乏闪光点,思想内容上凸现出反封建意识,艺术上更趋完美。清代杂剧在山东又显繁盛,其流变更加多彩。在思想内容上,儒家道统思想鲜明,人文气息浓郁;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色彩鲜明,语言典雅,文体精悍等特征。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王夫之战争观探析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刻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争观理论体系,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他认为兵乃国家大事,要重视战争和慎重对待战争,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主张偃兵;他认为用兵目的是要为民除害、吊民伐罪、代天行事,这种战争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要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教兵备战,让没有经过教战训练的民众去作战,等于是让他们白白送死,如果教战如同儿戏,则不如不教。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晚清"说、"五四"说和整体观照说.综而观之,一个大体全面而客观的划分姿态应该是:既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不用概念和政治作人为的隔裂,又不回避对起点的界定,但起点一定是某一个时间阶段,是总的历史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 而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篇著作和文章.     

明清中枢机构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

明内阁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也是政府的中枢机构,曾经地位显赫.清朝建立后在内阁既存的前提下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并不是为了抑制内阁,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