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周易》

《周易》初为卜筮之书,但经过孔子“赞易”,作“十翼”后,《周易》不仅具有卜筮的功能,而且成为明天道,尽人事,天人合一之奇书。     

《周易》的本来面目

《周易》一书,巳经被汉以后直至现代中西方人士弄得“神乎其神”,面目全非了。本文“卑之无甚高论”,只谈谈《周易》的本来面目。 一、《周易》是卜筮之书 前人曾说《周易》是“卜筮之书”,我认为很有道理。     

《易传》与中国早期解释学

林忠军在《周易研究》2008年第5期撰文指出,易学解释是一种经典解释,而经典解释最大特点是不能完全脱离文本进行解释,《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易传》则以“见仁见知”和“后亓祝卜、观亓德义”的方法对待易文本,即一方面承认易文本是卜筮之书,解释《周易》卜筮的形成、依据、作用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发现了易文本中有圣人之遗言,即所谓文王之道以及在现实中所展现“刚者使知翟（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惭人为而去诈”的教化作用,     

论《周易》的思想体系

<正> 在论述正文之先,提出几点作为讨论《周易》内容的前提:首先,庞杂的“易学”与《周易》本身的内容必须分清。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此语颇中肯綮,揭示了后人由《周易》文字与卦象而敷衍出各种各样的学说,又回过头来论证种种学说原本就在《周易》义蕴之中,如此形成的“易学”实与《周易》本身的内容了不相干。其次,至于《易传》,从思想史上看,也应该与《周易》截然划开。《周易》作于西周末年(见后述),而《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①。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其间五百年正是诸子兴起,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璀灿辉煌的时代。所以,以讨论《易传》思想代替对《周易》本经的研究,不仅会因研究对象的替换而产生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掩盖了     

中国易学散论

本文就筮与中国古代帝王的预测决策方式、卜策与“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卜筮不是科学的预测学,卜筮在中国古代帝王决策方式中不占主导地位,不能将卜筮之书《周易》视为中国古代管理预测决策经典。卜筮的实质是在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思维方式是神秘的、原逻辑的。卜筮是“天人相通”的手段,“天人合一”是“天人相通”的深化。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试论《周易》蕴藏的民族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部《周易》的发生、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史。《周易》蕴藏了丰富的民族智慧,如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知几识时与与时偕行、明于忧患与进德修业、立诚迁善与中正和合、屈伸通变与求同存异、生生不已与安节之亨。这些智慧是我们今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践行。     

论陈法关于《周易》明人事的思想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代易学家均有讨论,且为解易者首要回答的问题。汉代易学家普遍认为《周易》为卜筮之书,魏王弼以玄学解易,重视阐发《周易》义理,批评汉易象数学,开启了以《周易》解人事之先河。宋以后,易学家关于《周易》性质的论点趋于公允,即认为《周易》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卜筮之书的形态存在,但后世之学易者应注重开发其明天道、人事之理。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即持此种观点。陈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周易》为明人事之书。     

《易经》研究的新贡献——■介刘大钧著的《周易概论》

最近,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刘大钧同志的一部新著《周易概论》。堪称我国易经研究的新成果。此书,不但可以帮助初学《周易》的同志学到《周易》的基础知识:成书的历史,“经”与“传”的关系,“卦爻辞”的解释,“象”、“数”、卦变的概念与方法,《周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等。作者并列举《左传》、《国语》的具体例子,简要生动、深入浅出,把古今卜筮从哲理方面作了论述。我们作为初学《周易》的人,十分赞许刘     

殷周宗教思想嬗变初探——从甲骨卜辞、《周易》谈起

从殷周时期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周易》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宗教思想已相当明确。从原始的卜筮到《周易》的卜筮,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中国的文化也由此从蒙昧进入了文明状态。据近人研究,《周易》中断定吉凶的辞句同甲骨文的卜辞相比,有许多是相同的,“贞”字也是卜问之意。这说明《周易》中的占辞是脱胎于或模仿于卜辞的。但《周易》所讲的筮法以及《系辞》所说的以蓍求卦的方法,不会早于殷人的龟卜。《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念,是由宗教而教化人生的思想,是透过宗教的迷信性质来告诉人们人生道理的。《易》本身具有的神秘因素决定了它与宗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甲骨占卜、《周易》占筮的神秘主义体系中的思维探索内核与早期朴素经验主义,则充任了古代宗教思想的理论根基,最后发展成以《周易》开始的天人合一哲学的直接源头。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考论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是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可以拼合。通过对此残卷的篇目划分、语言、内容解说的分析考察,比较了它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异同,认为它是在许负等传统相书基础上,汇录当时的各种相书及流行相法,重新编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书,是居许负相书与传世相书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相书,反映了唐代相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可以解明唐代占灯法的基本性质，其法当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根据想要占卜的事项所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Ch 1634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徒。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我国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神仙观念中的三种玉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文化背景辨析

明星玉女是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与星辰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有祠祀之,颇行于世。受《庄子》、《楚辞》、神仙方术的影响,西汉以后,又分别演化出仙人玉女、六丁玉女,从而形成了古代神仙观念中三个不同系列的玉女。泰山玉女属于汉晋游仙诗赋中的仙人玉女系列。     

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都不是孤立和闭塞的。两国不仅和各自周边地区早有密切往来,而且至迟在公元前2—1世纪,汉代中国和希腊化的埃及(即托勒密王朝)就有了直接往来,这也见于历史资料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两国间的海、陆两路往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亡(彳)”非“无吝”说

殷墟卜 辞命辞中的“亡(彳)”一词,丁山先生释读为“无尤”.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并无异议.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说,认为“(彳)”字应该是“拇”字的表意初文；又据声韵将其读作“吝”,“亡(彳)”就是《周易》、《归藏》等卜筮类文献的“无吝”.这个词汇在殷墟卜辞中出现频率很高,且与卜辞释读关系甚大,因此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分析该字字形以及“无吝”一词产生年代,此新说不能成立,丁山先生将“亡(彳)”释读为“无尤”应是可信的.     

论符号学三分法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

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原本是符号学的分类法,由于符号学是比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更基本的学科平台,符号学的三分法对20世纪西方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符号学三分法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并特别阐明语用学转向对理论语言学、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