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诗歌语言省略弹性之美

省略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更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具有独特的诗学审美价值。从新的角度探析诗歌语言省略的功能及其弹性之美———语意之美、语形之美、语音之美。只有真正了解这种弹性之美,读者才能更好地领悟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悲凄之美”、“曲折之美”、“迷离之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歌朦胧凄迷的美学特征, 并从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内容、结构、用典、意象、语言等艺术创作方面阐释了李商隐诗歌意境的成因。     

略论唐代边塞诗美学形态对前代的传承

唐代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使唐代诗歌光彩夺目,这种美学形态的存在固然与唐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精神风貌密不可分,但它的形成对前代也有个传承过程。由先秦至隋代,我国的边塞诗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英雄风貌,还是渲染战斗声势、展示大漠风光,都洋溢着阳刚之美,为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形态——阳刚之美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刘长卿及其诗歌的宗教情怀

刘长卿坎坷的人生遭际与唐代社会“三教调和”和唐代文人“周流三教”的时代潮流相契合 ,在人生与艺术的两个层面上相互浸润并积淀为浓郁的“宗教情怀” ,促成其诗歌澹泊空灵、清幽闲雅艺术风格的形成。     

李商隐诗歌的“虚静”之美

"虚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重要的精神和范畴之一,文化内涵丰富复杂。"虚静"源于道家哲学,也与佛家义理相契合。李商隐可谓佛道双修,他的诗歌必然会有"虚静"文化精神的涵养。李商隐诗歌中的"虚静"之美很独特,"虚"主要体现在意象意境的虚无缥缈、情感的虚泛朦胧之美、虚中有实的创作手法,"静"主要体现在诗歌中静的审美趋向、诗歌呈现的静美意象、静中有动的创作心理。李商隐不仅在创作心理和文学意境上受到"虚静"的影响,更有着超越了具体物象而与"虚静"本质相契合的精神。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美”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谐发展蕴涵的美学“圆理”

和谐发展蕴涵的美学意韵是和谐美学。和谐生美，是万有存在共同体内生的奥秘美学。万有存在同和的大美法则，描绘的是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美丽之圆。和谐生美的大美法则，诠释了和谐美学的至高境界，体现了圆通和美的大道。首尾相衔的每一个圆都是一个相对完满的整体，周期分明，界限清楚。正是在圆圆相谐的和谐生美之圆中，万有存在不断佐证圆满大美的和谐美学原理，孕育和谐发展的美丽、魅力与威力。天道和美，和美无痕，大美与日月同辉，与环圆同转。和谐美学即圆美之学，达一和谐美学“圆理”要求我们顺延和谐生美之道，绘制万有和美之圆，达浑然天成与天地同春、与万物同化的“尽善尽美”视界。     

李世民与宫体诗

部分论者认为李世民延续梁陈余风,大量制作宫体诗,是唐初诗坛宫体诗的提倡者。解析时下对宫体诗的两个具体界定,无论是以"宫体诗即艳诗"还是以宫体即新变体的界定来剖析李世民的诗美,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李世民的诗歌是宫体诗。李世民走出了梁陈宫体,"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其诗"欲崇重今朝冠冕",已经具有了唐代的诗美风格特征。     

含英咀华，品读语文之美

语文教学离不开诵读。本文试从诵读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即通过诵读更好地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及更好地帮助领悟作品的语言美韵律美和节奏美谈起,并进一步列举了语文诵读的几种方法：即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对艺术美的感知辨别能力,超越作品本身,领悟语言背后的人的内心世界,根据作品不同的部分采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来诵读,以及层进式、诗歌鉴赏式、吟唱式的诵读法等,从而达到以诵读来领悟语文之美。     

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

本文是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份讲演稿，主要讨论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道教语言逐渐与儒家语言、佛教语言形成了差异，其风格是追求古奥与华丽。在唐代，道教语言给诗歌带来了道教古奥的语言形式和华丽的词汇意象。当然，还应当指出对道教故事与境界的想象使唐代诗歌更富有神奇缥缈的意境，道教对生存的忧患使唐代诗歌有了深沉的生会意识。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司空图《诗品》英译艺术探析

唐代诗人司空图的<诗品>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因影响巨大而占有重要地位,其解读已难,英译更难.王宏印教授推出新的<诗品>英译,通过多种翻译手法的综合运用,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美学追求.文章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译诗的形式、音韵的补救、意美的再现等几个大的方面着手,分析归纳了王宏印教授<诗品>英译的艺术技巧与策略手段.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是指马嵬事变发生后至五代期间的小说作者对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生前死后的爱情生活经历、结局的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以及在小说行文中对李杨故事的评判。“马嵬情结”在唐五代小说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体现了唐五代文人士子的怀旧心态、矛盾心态、好奇心态及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     

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