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儒、道比较视野中的《周易》隐逸思想及其影响

《周易》是中国隐逸传统的重要源头,它以象数的形式预测吉凶,为人生的进退提供行为指导,其《乾卦》《蛊卦》《遯卦》等的卦、爻辞,有着典型的隐逸思想;《易传》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周易》的隐逸思想。从儒、道比较的视野来看,《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具有儒家"时隐"特色与"家"内的眼光,与道家文明批判的立场上的"家"外眼光形成对比。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其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实际影响。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儒道伦理思想与构建当代企业生态伦理

当今人类社会正逐步告别传统经济时代,迈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新时代。生态伦理为生态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理论最完备、思想最深刻、影响最广泛和最深远的应属儒家、道家学说。儒家和道家学说都蕴涵丰富的生态伦理哲学思想,可以为生态文明及企业生态伦理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

隐逸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隐逸思想历史悠久、来源复杂。《周易》导源于前,儒、道各具自成体系的阐发。儒家强调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追求的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两者既对立,又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隐逸文化的坚实大厦。     

先秦时期的休闲思想与休闲智慧

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休闲主要指心理层面的"心闲",其与人生意义生成和文化创新密切相关。先秦道家"返归自然"的思想及其实现的审美化路径,成为道家休闲哲学关于内在自然人性的回归的滥觞;先秦儒家关于休闲理想、休闲与道德以及终身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中国休闲文化的另一途径。两者对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艺术和美学影响深远。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需家仕隐观及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十分发达,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古代社会知识阶层的隐更多是仕途无奈后的选择,而非自觉的道家“无为”,儒家仕隐观才是中国隐士文化的核心。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从阮籍、陶渊明看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归隐,历来被认为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归隐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以前常被认为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和陶渊明,事实上正是儒家归隐思想的体现者。他们的生平和诗作所表现出的“时隐”和“道隐”,正反映了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外儒内道--中国传统处世智慧

儒学和道家学说在人生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截然不同.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两家的人生态度各有得失.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并非完全隔绝,毫不相干,而是彼此交融,表里相辅.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外儒内道是中国古代士人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和谐社会思想浅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时代和"轴心期",中国传统和谐社会思想的基础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代表的和谐社会主张,构成了后世政治智慧的主体,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天人合一”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更是传统儒道思想的理论硬核。无论是儒家的“以人为本”,还是道家的“回归自然”,最终都在“天人合一”那里找到了其理想归宿。“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积极入世和道德至上的特色     

大道低回 至美玄淡——论孙犁的隐逸倾向

因为受个人心性、思想观念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影响,孙犁的隐逸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从逸到隐最后转空的路向。孙犁早期逸而不隐,主要表现为抗战年代的"荷花淀"式的逸性创作;中期因为环境改变转入苦闷孤思状态;晚期隐的倾向明显,主要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衣书避世式的行为,最后阶段进入空寂状态。孙犁主要有着儒家的独善退守兼及道家的自然虚静、佛家的破执空寂的隐逸观念,并影响到其创作基质。     

从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赞同安乐死,出现这种情况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儒家的生死观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而道家的生死观则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个体价值。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从儒家之失看魏晋初期之儒道融合

儒家"内圣外王"之人格的建立更多地依托于个体生命对儒家精神的信仰和坚持,而缺少一种坚强有力的外在规范,由此导致其在实践层面最终走向伪饰的可能.而道家的"自然"思想实际上追求一种天地人间的真性之流行,从而获得对治儒家之伪饰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之上,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初期的思想家们,展开了儒道融合的思想进路.     

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基于小隐、大隐观念上的扬弃与超越,也是汉魏以来文人对前此隐逸行为重新审视后自我调适的结果。本文试将中隐置于中唐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政治、佛道思想、经济基础去观照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指出中唐日益腐朽的社会政治是中隐产生的直接因素,佛道思想奠定了中隐的理论根基,奉亲养家的现实需要和外官丰厚的俸禄是中隐产生的经济动因。     

儒道“天人合一”思想审视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区别的明显标志.在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基本精神的分析中,人们常常以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并特别注重儒家学派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道家学派庄子的"无以人灭天"的"天人合一"价值义蕴.然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庄子的"无以人灭天"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容,它们分别显示了儒道"天人合一"思想根本相反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特色.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传统思想基础——基于儒家、道家的视角

"包容型"刑法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思想基础。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儒家"德主刑辅"思想,主张"亲隐""赦免""恤刑""以德去刑";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主张"因俗而治""约法省刑""无为化刑"。这些观念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了收缩性、人道性、和合性的罪刑观,而收缩性、人道性、和合性正是"包容型"刑法文化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