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苏联“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

“六十年代人”是生于1925-1945年间的一代苏联知识分子,体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其价值观是在斯大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形成的.结合时代背景从苏联官方文化政策和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两方面阐释“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及其时代特点.     

限制与脱身:赫鲁晓夫时期越南政策论析

赫鲁晓夫时期,越南并非苏联对外关注的重点。此时苏联的越南政策深受其对外战略和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中苏分裂发生以前,苏联的对越政策以期望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保持外交协调,通过和平统一南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加之越南战争的爆发,赫鲁晓夫对越南则采取了我们经常称之为"脱身"的政策。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浅析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

本文简述了赫鲁晓夫三和政策的理论依据 ,特点 ,回顾其三和政策产生的国内外背景 ,使读者对赫鲁晓夫执政之初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困境和其实行外交政策调整的必然性有所了解 ,主要论述了三和政策实施后苏联在军事、经济、对西方外交上取得的成果 ,并结合该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 ,对其不足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探究

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时代、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斯大林时代、锐意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彼得大帝式风格推行"新思维"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至此,苏联这个世界上社会主义"老大哥"——国际巨人,再也经不住自身孱弱体质的震动,轰然坍塌了……世界也为之一震,两强争霸的局面突然只剩下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苏联的背影渐行渐远,但我们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繁荣的道路上,不得不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深思,系统、深入、条理的分析和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深刻教训,对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道路、执政党建设、如何处理和对待民族问题、正确方针路线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高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作过这样一个精闢的论断:“高速度是现在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验所证实了的社会主义普遍规律性。” (一)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诞生四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东南欧和亚洲,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一个十分发展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无论从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在国际领域的友好合作也遇到了麻烦。1959年初,中印纠葛因西藏问题引起,苏联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但回避了对印度的指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中立态度,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到北京,试图说服中共放弃激进政策,融入缓和进程。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早有怀疑,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尽管事后中苏都意识到彼此团结友好的重要性,但1959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则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矛盾表现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其实质却是对苏联与美国接近及缓和政策有不同认识和立场。于是,中苏几乎同时做出决定,公开发表各自对于革命、战争、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中苏分歧由此公开化。     

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文学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新阶段

一、全面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召唤 苏联在1959年5月18——23日举行了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大会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它反映出苏联作家积极响应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具有开创历史新纪元意义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号召的蓬勃热情。 苏联的三次作家代表大会,都是在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召开的。1934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飞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立卽转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苏共总结这个期间建设勝利经验的第17次党代表大会的启示下召开的。当时,由于五年计划的成功,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联从《大转变的一年》起始     

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必然性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重大事件都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苏俄（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终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思想方面上,俄共（布）党内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和普通民众村社思想的原因,不利于新经济政策的延续;在政治环境上,当时政治体制集权化和高层权力斗争,也不利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经济因素上看,新经济政策不能很好地发挥生产作用和不能快速满足苏联＂强国梦＂,决定了这一政策具有暂时过渡性。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终结具有必然性。     

赫鲁晓夫的对外战略思想评析

赫鲁晓夫在对二战后时代特点、国际局势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观点,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思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简称“三和”)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对苏联的外交实践、国内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过分强调和平共处,对苏美关系过于理想化;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过高;由于对这些思想观点的不同认识,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特别是中苏间的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50年代苏联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基本构想

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世界战略形成的主要时期,苏联的世界战略格局大致经历了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战略（指东西两线的防御,主要是对欧洲的防御）以及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美苏争霸的对外战略,同时开始在第三世界积极扩张自已的势力。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一直到5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的框架。     

苏联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自觉过程

苏联演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有意所为。这个既得利益阶层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阶层的蜕化,他们占据党和国家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享有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特权。他们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苏联的多次改革尝试流产,在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时,便假言改革,真行复辟,把改革变为改制,以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随着苏联的演变,既得利益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在经济上进入了大所有者(新资产阶级)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层政治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了俄罗斯的新主人。“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为改变社会制度而采取的完全有意识的行动。     

论苏联从变革走向倒退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顺应时势,大胆否定和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方式,但赫鲁晓夫无法面对“集体领导”与威权丧失的两难困境,最终为体制所吞嚼。勃列日涅夫既得益于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体制,又利用和享有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但勃氏维稳怕乱、放弃改革的后果,是戈尔巴乔夫的迎合人心的“新思维”,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成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又一大深刻教训。     

试析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综观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其基本特征具有双重性 ,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从总体上说 ,苏联还是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 ,但在接收东北这一问题上 ,对中共及其军队既限制又支持 ;另一方面出于与美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战略考虑 ,同时也为了能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捞取更多的利益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既妥协又限制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 :美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单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要用意识形态来号召西方国家团结在它的阵营中 ,但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 ,又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合作。冷战结束后 ,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 ,美国又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 ,拿“人权”大棒打压和妖魔化中国。可见 ,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不过是一件工具 ,要视各个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其在对外政策中所处的位置。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 ,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举起反共大旗 ,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 ,作为一个实行民选制度的国家 ,在制定如此重大政策时 ,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愿。为此 ,杜鲁门政府利用媒体不断批评、指责苏联 ,极力将苏联刻画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从而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为推行“冷战”政策奠定了民众基础。     

试析抗战前期苏联积极援华的原因

综观苏联政府在抗战前期积极援华实际过程 ,其积极援华的原因有五 :一是苏联面临着严峻的战争总形势 ;二是远东形势日趋严重 ;三是苏联所面临的国内环境 ;四是以援华为先决条件 ,防止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增长 ;五是以援华抗战为苏日谈判的重要条件 ,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北进”计划。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