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屈赋《九歌》著作期辨

屈赋《九歌》著作期辨龚维英《楚辞》研究，以《九歌》最令人困惑。诸如《九歌》十把神抵的原型、神格、性别之类，学人即长期争论不息。关于《九歌》的著作期，也是引起“争鸣”的焦点。下面，简要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研究《九歌｝）的著作期，首先得肯定《九歌》的...     

红衣大炮讳夷辨

贵刊1984年第1期《红衣大炮闯关东》一文说:“……红夷炮,明人呼西人曰红毛夷,故名……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清代讳言夷字”的说法颇流行,老、新《辞源》都持此说。然仔细推究却难成立。后金天聪五年称红衣炮时,仅有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并不犯名、帝讳,入主中原后,在有清一代官私文书中毫不颐忌     

霞浦抄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

西域摩尼教向无土地崇拜之俗,然在近年发见的霞浦抄本竟出现"赞土地"的对音夷偈。本文解读其中二首,揭示其与霞浦抄本其他夷偈一样,出自唐代来华摩尼僧的口授,历经多代口传耳受后,始被不谙夷语之辈形诸近音汉字。个中内容既非赞颂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亦非赞颂职司土地的神祇。     

屈赋中的楚婚俗

王逸《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自汉以降,人多宗此说,这是因为屈原确实是借香草美人来谈政治,所以前人读屈赋就只重屈原为何比兴,而不重此兴材料本身。如果撇开他借美人香草所发的政治牢骚,就易看出这些假神怪传说、讲男女恋情的文学描写其实是当时楚婚俗在屈赋中的反映,可以把它看成楚婚俗的资料。本文对之略加钩沉,以见楚风俗一斑。     

“贽”、“币”辨

杨宽先生曾作《“贽见礼”新探》一文。此文虽不乏新见,但也颇多疏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贽、币的模糊。这一疏失在一定程度上给后来的古礼研究带来了混乱,有必要对它作一补正。一币,是礼物的通称。贽属币的一种,它使用于一种特殊的典礼。当人们初次相见,或有要事相见,来宾都要按照自己的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嫉妒”是屈赋问世的助产婆

“嫉妒”是屈赋问世的助产婆张世春（湖北省江陵县教委）屈赋是屈原心血的凝聚，是屈原被嫉妒的产物，是以楚国灭亡为代价换取的瑰宝。屈原被嫉妒是客观存在的。《史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屈原博闻强记，娴干辞令，入则与王议事，出则应对诸侯，...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从南方的神话、民俗看屈赋——屈赋新探四则

<正> 1 《天问》:“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王逸释曰:“蜺,云之有色似龙者也;茀,白云逶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气逶移相婴,何为此堂乎?盖屈原所见祠堂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学仙子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崔文子;崔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予侨之尸也。故言得药不善也。”(《楚辞章句》)后来学者大多从之,其实这是主观臆测,扦格难通。首先,“盖屈原所见祠堂也”之说,正如郭沫若指出     

屈赋中的神女形象探析

神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难以割舍的情结。神女意象的形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神女首次大面积地出现在文学中是在被称为中国浪漫主义源头的屈赋中。屈赋中的神女一扫之前文学作品中神女面目可憎、神鬼不分的形象,而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文章主要剖析屈赋中神女的原型,并分析屈赋中的神女"美"和"情"的情感品格。     

同义词“帝”、“王”、“君”、“公”辨

本文对"帝"、"王"、"君"、"公"四个基本词汇作了历时描写,通过对比揭示出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四词意义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作为春秋战国是语言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一小证.     

“夷夏模式”论

一、从“中国”说起中国古代亦有“国家”之词,其意义与今相去甚远。先秦社会,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是国的“硬核”,国是一个大的宗法血缘集团。所以帝王是最高的大父家长,代表最大的血亲社团,常称作“国家”,如《晋书·陶侃传》谓成帝“国家年小,不出胸怀”;同时,“国家”又是这个大血亲社会的统称。文字学上,“国”即“國”,从戈,从口,为武装守卫的院子或栅栏或城池。所以古代“国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比、堪”辨略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三年填的《贺新郎》词,第二句第三字究竟是“比”呢,还是“堪”?各报发表时,都印成后者,注释者也以之为据。但从手迹看,应当是前者。“比”与“堪”非但不同形,而且音异、义殊,用哪一个,直接关系到整首词的情调和意境。如果用“堪”,只能解释成经受、承当,“那堪”就是怎能忍受的意思,与情理、与事实都不相合。而且,单从词的思想内容看,也使前后乖违。用“比”,即无此病。“比”,在这里意谓比拟、比伦,“那比”即有什么能够相比.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既是“人间知己”,又是共产主义的亲密战友,身临“挥手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