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亟需创新。社会管理逐步转变为社会治理,而这种转变过程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风险,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文在分析未来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民众敏感度、经济发展和转变成本为维度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风险测量模型,以便对其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选择进行甄别选择。以甘肃省九甸峡水电工程为个案,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风险,指出当前的社会治理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忽视民众的敏感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累积,需要在转变成本可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浅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策略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国家开放性状态等诸多方面的转型时期。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高速度、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势必出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也带来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民族分裂主义在此特殊时期给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巨大威胁。转型期是持续的过程,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也成为一个长期的斗争,在特殊时期,研究探析我国民族分裂主义诱发原因和治理困境,寻求积极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探析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诞生至今两大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出了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并开展实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面临着国内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国际不法分子的威胁和破坏,应当从强化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民族地区治理和发展政策的灵活性和可调适性等方面继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和途径。     

消融“失意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近年来我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不仅透视出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同时也让我们开始关注事件背后的"失意群体"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30余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的贫富巨大差异和社会保障滞后是孕育"失意群体"的根本因素;加上法治建设滞后及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等制度原因,加深了本已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失意感";而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则成为造就"失意群体"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恶性犯罪的直接原因。消融"失意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应抑制和缩小贫富差距;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完善法治建设;拓宽、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心理疏导机制。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三种经济模式促发展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农村产生、存在过三种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人民公社化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存在，总有其一定的原因，且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结果。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甘南藏区的研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甘南藏区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宗教多样性、社会发展多层性和经济发展滞后性等地域和民族特征,其社会治理面临经济发展、宗教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甘南藏区应以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为前提,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开创政府领导社会自治的新格局。     

谈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

戏曲在元代的兴盛,有其自身发展内部的原因,也有其社会方面的原因。元代地域广阔,经济发达,市民阶层也不断的发展壮大,使戏曲有了观众保证。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使中原音乐增大了表现领域,加之元代统治阶层对戏曲艺术的爱好、提倡,使元杂剧迅速发展起来,元代作家社会地位低下,但由于元代思想文化统治的薄弱,给了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使他们得以用戏曲来宣泄、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并且有一支与文作家密切合作的规模大、素质高的演员队伍。这诸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对促成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试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

现代化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数字赋能公益慈善事业，能有效化解弱势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使商业行为和企业家更多地担负起公益责任，使民间公益有效融入社会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稳定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社会治理与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民族内部力量的推动下,在其他民族的影响下,生活方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现代化已成为生活方式建构的主要目标,中华民族得以在当代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现代化.社会治理对民族生活方式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对民族地区的有限统治,二是在民族地区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并获得民族地区人民的认同.现代,社会治理应当将自己纳入生活方式的轨道,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积极推动文明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的新型民族生活方式.     

基于人本管理的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四省藏区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新要求,面临加快全面发展的重要机遇。四省藏区受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稳定关系和民生改善诉求等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区域社会治理更加重要、复杂和艰巨,因此亟需转变由政府包揽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分析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基础上,基于人本管理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新理念;综合人本管理和社会系统管理观点,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系统观;借鉴平衡记分卡理论,从利益、主体、环境和学习等四个维度提出优化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系统的对策建议。     

地域文化网络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黔东南西江苗寨的考察

黔东南苗岭山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区域，乡村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这一区域苗寨“方老”，苗语称为“lul fangb”，是指鼓藏头、榔头、寨老、歌师、活路头等。相对那些告老还乡的乡贤，苗寨“方老”生于斯长于斯，没有在外做官的经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主要来自其本人代行村民自治中的公共服务行为以及个人德行修为。西江苗寨是这一区域最大的传统村落，也是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西江苗寨通过“方老”权威在场，使苗寨榔规、古歌、节庆、生态观念、防火习俗等传统文化得以有效整合，功能得到适恰发挥，重塑了村落社会秩序，成为事实上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极具本土性和在地化的特点，人们易于接受，对于习化乡风、敦化民风、讲信修睦、协和乡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考察西江苗寨社会治理的文化网络可以看到，乡村振兴视野中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不仅仅是观光旅游的看点，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政府与民间共治、降低治理成本、推动治理创新、增强治理实效的内生资源和内在动力。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

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治理时代",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和政策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无疑应该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是一种重新改变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过程。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要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使民族地区的城镇继续保有民族特色。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维护城市稳定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本文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根据广西的实际提出了处理城市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藏区社会治理机制设计模型研究

在藏区推进社会治理对促进社会转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创建科学规范的治理机制,促使藏区传统社区参与到公共利益的协同协商协作过程中,为未来藏区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制度与人文环境.新常态下,积极实践藏区社会治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有效治国理政方针,直接影响藏区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本文依据社会治理理论,引入藏区传统社区的维度,构建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目的是完善藏区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参与并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融入其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管理的日常活动之中,发掘藏区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积极作用,协同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机制,协作提升藏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研究

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类型特点、独特作用和治理模式,对于优化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依据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综合性治理组织、专业性协调组织、少数民族自组织和流出地培育组织。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协调社会关系、促进资本积累和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行动路径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形成了跨时空治理模式、日常治理模式、合作式自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合法化行动、组织正式化与品牌化以及吸纳民族工作精英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热贡十二族社区为例

社会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既存在着利益分配、政治参与、发展诉求等问题,也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选择问题。本文通过对热贡十二族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区传统社区的产生、演变,以及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并阐释了社区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基层县乡村与传统社区协同治理的建议。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