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

本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存在着特定的批判和继承关系。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是在系统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建构起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历史哲学的否定问题、“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单线论”或“多线论”等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几点再认识

近几年来,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争论中,一度出现否定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模糊观点。笔者结合学习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述,仍然深感是正确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战争的爆发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斯大林说:“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     

究竟哪一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克思主义动力论的逻辑考察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有多种说法,如“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阶级斗争(革命)”、“人民群众”、“历史合力”、“现实的人的需要(利益)”、“现实的人”、“创新”、“改革”等。就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有七个层面——现实的人的需要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规律性发展的根据;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历史的“合力”构成社会发展的系统动力机制。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不同语境中,从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出发作出的不同表述,彼此相通相融,不存在矛盾现象。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动力”是指客观现实性的、本原意义上的动力。当前,又有几种新提法,如“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需要(利益)”、“创新”、“改革”、“新‘合力’动力论”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并非对“生产力”动力论的超越。     

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笔者对1901年到1912年间的“民变”作了初步探索,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即:“民变”的历史地位,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民变”的特点和历史作用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民变”的历史地位 所谓“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逐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涛巨浪。武昌起义的号炮,更把群众的反抗斗争推向新的高涨。1911年和1912年初,“民变”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由于劳动群众的积极投入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终于形成了。显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各阶层劳动群众的“民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种“民变”究竟在辛亥革命中占什么地位?是否是当时时代的中心?是否是当时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呢? 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否定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过分夸大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自发斗争的作用,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把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它手里的经典论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续〕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史学界通过对三十年来的历史科学研究中的成就和挫折的总结,不少同志认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史学革命”效果很坏,如果要革到底,史学就真正变成了“死学”。并且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以论带史”的提出,造成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和任意曲解马列主义倾向,应该“论从史出”,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大量史料,从中引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才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范文澜的唯物主义历史评价观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论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关于社会发展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以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1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一般地说,人们都是肯定的;但是,当运用这一基本观点来解释某些具体历史现象的时候,就不是所有的论者都赞成的了。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的农民战争“太多”,“破坏过甚”,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有人认为农民的政治作用“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正>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多年以来,受到史学界广泛重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经被赋予超越科学限度的评价,甚至肆意美化拔高,加以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化,造成很大的混乱。最近一个时期,可能出于拨乱反正的良好愿望,有些同志又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消极面”。有的说“客观上农民战争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有的说农民战争还有“对社会人力、物力的严重破坏”作用。有的甚至断言农民战争“阻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我们认为,为了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全面的分析,作出科学的论断,是必要的。但采取简单的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反过来把农民战争说成历史发展的阻力,就是欠妥当的了。对美化拔高的极左观点,前一阶段已经进行过剖析和澄清,今后还有待进一步肃清。这里,着重针对“阻力论”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由于这个论点是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     

平均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平均主义,是激烈的农民运动固有的思想形式,中外历史概莫能外。对欧洲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均有大量论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作用,要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它的评价“捧”之上天或者“打”入地狱都是片面的。董楚平同志在《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发表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文章认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当农民革命进入高潮以后,平均主义“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意志合力論質疑

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上各种意志互相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见《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7日《安徽省史学年会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就是意志合力论。恩格斯在1890年九月的一封信中,曾以平行四边形的比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中错综复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范文澜在50年代初提出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论题有三项重要的理论价值：一、对旧史以帝王将 相为中心提出了否定,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二、从本质上对直接生产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是 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体现者推动社会前进,人民群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 普遍的历史现象和大量重要史实作了理论概括,对于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意义重大;三、将 鼓励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黎澍先生否定此一论题所提出的论点和 论据实属不当。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农民战争与土地问题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从唐末的黄巢起义开始,要求社会财富平均和土地平均的斗争,随着历代农民战争的发展愈来愈是比较明确。这一看法,已經为目前我国史学界中的多数同志所同意或基本上同意了的。至于封建社会前期,即从秦汉到唐代中叶的农民战争是否也有土地要求,则不少同志是采取否定的态度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