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通的儒风变古及其典范意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势力迅速膨胀,儒学式微,王通以道自任,主张儒风变古,自觉地祭起弘扬儒学的大旗。他跳出传统经学章句注疏的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认为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以实现"三教归儒"、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最终目的。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承认了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儒学正统的立场,使儒学真正融化并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唐君毅先生论儒佛之辨

宋明儒在利用释、道之论阐发儒学基本道理的同时,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仍然自觉与佛家划清界限。唐君毅先生《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道》一文从为学之目的、生与灭、心性与天理、天道与圣道几方面对佛儒进行了比较。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玄学产生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活跃,儒、道、佛三家并炽。其中对士人影响尤巨者,为以道家为底蕴的玄学。究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从三方面加以探讨。从社会政治言,大一统帝国的崩溃,导致以维护大一统政权为宗旨的儒学价值的缺失,原先的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来取而代之;从学术流变上言,自东汉中叶古文经学崛起以来,经学研究由重章句之考证向重义理之阐释发展,由重直观实证之思维方式向重抽象思辨之思维方式发展。这种义理化的学术趋势,呼唤着一种新的具有思辨特质的学术思潮的涌现;从士人心态言,政治热情的丧失和对现实苦难的…     

诚——由佛再入儒

儒释都可称作心性之学,关于研究佛家与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的著作已浩如烟海,但关于佛家如何并入儒家,深深地影响宋明理学,这一方面研究的并不多。本文试图找出由佛在入儒的会通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诚＂乃心性论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建构其理论框架的基石。而恰恰相反佛家很少提＂诚＂,但这并不代表佛家不重视＂诚＂。因此考察＂诚＂这一概念就成了打开由唐代儒释并立到宋明由佛入儒的这一谜团的一把钥匙。     

北朝自然科学中的中亚因子

本文为笔者研究南北朝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中亚文化因子以佛教的东渐为主要媒介，对北朝文化发生较大影响，其对北朝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算、天文、医学等方面。故本文分七曜历在北朝知识界的盛行、中亚天文学说在北朝的传播、中亚医学在北朝的传播三节，细加考论，尤详于中亚自然科学图籍在北朝的传译流播及东上学人对中亚国籍的介绍吸收。笔者以陈寅信先生“自来宗教之传播．多假区药天算之学以为工具”的理论，为贯穿全篇之暗线，以证明陈先生立说之独具通识。对陈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所涉及之有关问题．亦多所发挥。     

杜诗“原宪”典故探微

杜诗好用典,而其中"原宪"典故频率较高。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杜甫用此典前期多咏其贫穷,渴求提掖;后期则多咏其超脱,适性自乐。杜诗此典显得笨拙,在于套用过多。原宪典来源依据出自《庄子》而非《论语》,这与唐代推崇道教有关。诗人在唐代道教文化浓厚的环境中,从交友到生活、创作难免受其影响,故而道教文化对其诗作有不少影响。然而诗人对于儒、道思想并没有深入研究。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用典特征及其心理机制

受魏晋南北朝唯美文风的影响,以言理为主要特征的论体文说理趋向艺术化,恰当用典成为其形文之美的重要体现。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用典的论理特质主要体现在:借用典阐释概念;借用典表达观点;借用典构成论据。用典体现了自然融合之美、含蓄典雅之美与意蕴丰富之美。对原型意义的探究是用典实现思越千古、神鹜八极,讲究秘响旁通,以事类义的重要方式。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由经学的传承发展看北朝儒学的时代特点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原有社会秩序重新架构的时期,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学术之风重新变得活跃。在私学的推动下,以经学为代表的北朝儒学自由之风也在不断漫延,在旧典的基础上发挥自我的独特见解,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

古代知识分子主要受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故其立身处世多牵于对此三种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接受程度。先秦时主要受儒学影响,主张“从道不从君”;秦汉以后,知识分子兼受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濡染,其辞受进退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北朝的经学与儒者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又转入北朝,与南朝对峙。于时“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然而,正是在这戎马纷争,干戈日举之乱世,汉族封建统治思想儒学复兴盛于北朝,并产生出一个新的经学学派,即后世所谓“北学”;同时,涌现出大批习礼诵经的儒者。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个“北学”     

魏晋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杂家色彩分析——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