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冷战后日本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简析——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在面对饥饿、自然灾害、战争等全球性议题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考察冷战后日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起因与进程,可认为巩固日美同盟、维护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是日本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体系性因素,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换回日本妇女回乡探亲、实现被绑架日本人回国等国家利益则是推进日本对朝援助的进程性因素。人道主义援助是日本维护和增加在东北亚地区政治权力、实现对朝接近、保障国民利益的外交工具。     

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的遣隋(唐)使

遣隋(唐)使无疑是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引人注目的章节.然而作为日本古代对华外交的组成部分,遣隋(唐)使与隋唐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活动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同.本文在论述日本古代各次对华外交活动的实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对遣隋使及遣唐使与隋唐前日本对华外交进行比较的手法,探究其间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产生的原由作出分析.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发展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非政府发展援助是日本开拓非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同时也具有日本战后塑造自身身份,在其印度洋战略和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下寻求国内外政策平衡的重要特性。日本积极扮演了对非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国领导形象以及维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日本要继续扩大对非政府发展援助,在诸多方面都存有困境,并且难以实现其关键性政策目标。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实现经济与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尽管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战略目标随着国情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存在相应的变迁,但"国家利益"始终是日本实施官方发展援助的根本基点。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实现"国家利益",依赖于日本发展援助法律制度的保障与落实。日本已形成合理完善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专业明确的援外政策指引体系、集中高效的援外实施体系以及客观有效的援外评价制度体系。日本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设定的战略目标及法律制度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明确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并优化援外政策,加速援外立法进程,改革援外管理体制,重塑援外实施体系,完善援外评价体系。     

日本"ODA毕业论"提出的国内原因简析

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作为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曾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 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日本于 2004年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本文试图就日本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背景下提出 对华“ODA毕业论”的国内原因作一简单剖析,从而为我们如何应对对华“ODA毕业论” 提供思路。     

解密日本外务省人事的“中国间谍”

正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的一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他们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被批为施行对华"朝贡外交"。就在不久前,日本内阁决定任命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为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则将转任日本驻法国大使。5月中旬,横井裕与木寺进行交接。这是时隔6年,日本官邸首次从外务省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也称中国帮)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     

日本政府的发展援助与对华贷款

日本政府的发展援助与对华贷款辽宁大学科学院毕春凤，吴雅丽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所属机构—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ＡＣ）的１８个成员国（１９９１年底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参加后，成员国增至２０个国家）之一，是成员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政府根据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