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贰臣的身份认同——以咏史怀古作品为中心

复社贰臣的身份危机因社会污名和前后身份的巨大反差而引发。复社贰臣对前代贰臣进行吟咏实际上是在寻找原型,以固化主体身份。在私人场合,好用伍子胥式原型,以示不死与再仕的积极意义;而在官方场合则舍弃了复仇意象,选用魏征式原型。隐士主题显示复社贰臣实无意归隐,"遗民向往"不过是缓解失节压力的一种手段,二者的矛盾暴露了贰臣对本群体身份的消极认同。江南主题表明复社贰臣具有双重政治身份认同,并在不同情境下显现。有些贰臣的清人身份认同并不与仕清时间一致,而是有所延后。明人身份认同比较牢固,始终难以完全抹煞,但却带有贰臣特色,表现为归属感的缺失。咏史怀古作品所体现出的身份感与咏史外作品中的身份感互为补充,但若细加考辨,发现前者更为真实、隐曲。     

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

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满清政府所采取的用人政策,促使清初"贰臣"大量出现,且直接影响着贰臣文人的生存境遇.这种身为贰臣的身份际遇,以及世代传承的儒家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贰臣文人人格心态矛盾复杂,其创作较之其他群体作家亦自具特色.     

耻干谒和事干谒——试论杜甫人格的复杂性

耿介脱俗的杜甫的求仕活动是一个腾涌着苦闷的渊薮,表现出理想中的独立人格与现实中的依附人格相激相荡,并由此生发出内心"耻"与"事"的刻骨铭心之痛楚.这种苦闷归结起来,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脆弱而不平等的君臣关系;二是诗人的被动性社会角色;三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和对现实人生之怀疑.杜甫求仕反映了处于相似困境的弱势士人群体的精神共相,具有某种时代的普遍意义.     

士与仕：钱谦益的高雅与卑劣

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的处境甚为尴尬。人们指责他，因为他先仕明、后仕清，是个大节有亏的“贰臣”。人们又不能不赞誉他，因为他有出色的才，是名的学、诗坛领袖，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细细体味，将他置于两难境地的，不过是一个“仕”字而已。[第一段]     

论清初南北贰臣诗人的归隐心态的差异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的"贰臣".这些贰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他们根据地域可划分为南北两大诗人群体.南北贰臣诗人由于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秉承着不同的人文传统,这使他们在政治追求以及人生态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他们的归隐心态中有所表现.     

从陈洪绶与周亮工交游看明末文人之人格心态

遗民画家陈洪绶与贰臣文人周亮工,以文字定交明末,并由对彼此才艺的知赏,加之思想的相通,终成莫逆交,至死不渝。梳理辨析二人交游事迹,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人格心态,及遗民与贰臣两大群体的为人处世与艺术创作不无裨益。     

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心态考察

论述了杨万里在庆元竞争时期的政治命运及其心态变化,揭示其内心徘徊于"仕"与""隐"间的矛盾苦闷心境.     

李贺诗歌中女性形象分析

李贺诗歌中涉及了大量的女性描写,其内容之丰富,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总体上李贺笔下的女性可一分为二,即虚幻世界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虚幻世界的女性又有神女和鬼女之分,其诗歌中对神女的描写形象尤为突出。袁行霈先生说李贺的诗歌＂一言以蔽之,就是书写内心的苦闷。＂李贺对女性的描写也是诗人内心苦闷的抒发,并且大量的女性描写已经成为他抒发内心苦闷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白居易与洛阳“七老会”及“九老会”考论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宴集活动,参加者同为9人。春天宴集,因狄兼謩、卢贞年未70,虽与会而不列为"老",故应当称为"七老会",编集《七老会诗》;夏天宴集,李元爽、如满加入,与会者均年过70,可称为"九老会",未编集。古今学界对这两次宴集的人名、会名以及前会唱和集名等有很多误记。又,《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这种编集排序的方法在唐人唱和诗总集中较为罕见。其后,宋有"至道九老"等,日人南渊年名办尚齿会等,可见白居易洛阳宴集唱和对中外文化的影响。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皇华集》的文学价值

作为明朝使臣与朝鲜文士的诗赋唱和总集,《皇华集》收录了大量的唱和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中、外唱和文学之集大成。《皇华集》保存了许多诗学批评资料,记载了双方诗人的文学交往及深厚友谊,为探讨中朝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毕沅诗歌结集过程及创作意义

毕沅作为乾嘉学者,不仅官至极品,而且长于诗文。终其一生的《灵岩山人诗集》,结集过程漫长,并在结集过程中刊刻了各种版本,该诗集编纂体例极为严谨。毕沅对诗歌的爱好影响着其幕府诗歌的创作活动,宾主之间的唱和交流及对幕宾诗歌创作的赞助支持影响着幕宾诗歌的创作热情乃至审美意境的提升。进而促进乾嘉诗歌的发展。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刍论弋阳腔的特点和影响

弋阳腔是明代戏曲中的四大声腔之一,形成于江西东部一带。其特点表现为:保留了徒歌与帮腔,出现了滚调,曲牌联套具有民间音乐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明代以来,弋阳腔流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并与当地的方言土语、民间腔调相结合,形成了川剧、湘剧、赣剧、婺剧、潮剧,安徽的四平腔、福建的闽剧、江苏的淮剧等许多新的地方剧种。     

《西昆酬唱集》编选原因探究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著名的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本文从《西昆酬唱集》编选的外部条件、宋初唱和诗的大量创作与唱和集编辑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和编选者的主观目的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杨亿编选《西昆酬唱集》的主要原因。     

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这些群体唱和大多不具备互动关系,而带有追和的性质,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群体思想与情感基础上的潜在交往或神交,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也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