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砖国家国际合作的视角看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国能源法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密集型农业模式使得金砖国家对于全球变暖表现得更为脆弱。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金砖国家的行动会对世界范围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中国承受着国内能源短缺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双重压力。中国已经制定了若干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并正在制定中国能源法。这些法律法规在节能降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很好地解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将金砖国家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汇总进行研究将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代开展国际合作、重建能源法律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指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将其能源部门的相关政策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协调。     

加利福尼亚州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项目简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变暖应对法案》是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典型代表,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创立了世界上最广泛且最复杂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该法案的碳减排目标设定及其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配额抵消与存储机制、报告与履行程序、与其他排放权交易体系对接等问题的制度安排,对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构建与完善具有先锋榜样意义,同时也彰显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地方措施的重要作用。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关系论——兼评《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厘清碳排放权、碳税与低碳标准的关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具有互斥关系,二者不应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基于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优劣分析,前者与后者分别适宜于大型与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也具有互斥关系,对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对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不应再重叠适用低碳标准制度。与此不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二者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气候变化应对法》应注意理顺温室气体减排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制度之间出现龃龉。     

欧盟及其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立法概述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盟和其主要成员国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法律,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欧盟早在1991年就发布了第一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战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法可以为我国制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以及建立法律长效机制提供借鉴。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议定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浅议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走向

人类不恰当的经济活动是导致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任务。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即便采取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存在技术锁定效应,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进一步增加。按照《巴厘路线图》安排,2009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应该形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协议,但是大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减排的压力很大。如何通过内外政策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008年英国《气候变化法》评介

作为世界上首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国内立法,英国2008年《气候变化法》为减排目标的实现确立了经济上可行的路径,它将削减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相结合,并从制度、程序和机构方面作出了规范。这既有助于实现其减排目标,又彰显其在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方面的领导力。在我国面临的碳排放控制与削减压力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该法为我国探索如何兼顾碳排放管理与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墨西哥气候变化法》及其对中国气候安全立法的启示

《墨西哥气候变化法》是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立法背景下通过的,是在遵循气候正义、气候公平等法理基础上制定的,有广泛的国际、国内法律基础.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规则和相应的实施机制,具有注重“协调与参与”、“透明与责任”制度性设计等特点.中国与墨西哥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考和借鉴《墨西哥气候变化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应采取诸如制定综合性气候变化应对法、加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建设、进行减缓性与适应性立法等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国家核心利益与气候变化立法：在原则与规范之间

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已从各个方面触及到国家核心利益,如在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也是因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国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与对外合作需要构建起一个衡量的体系和标准。因此,唯有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才能为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持,才能在借鉴和创设不同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制度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决断。     

论森林碳汇贸易的法制保障——从森林生态效益有效供给的角度

森林生态效益的有效供给取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实现.森林碳汇贸易通过市场交易,充分实现了森林生态效益的商品化,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基于森林碳汇贸易的公益性、公开性、风险性以及交易客体的“可转让性”,必须通过完善标准合同、建立碳交易所、设立碳汇林保险以及建立合理的林权制度来保障森林碳汇贸易的有序进行.     

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公共财政途径

以生态效益为主导功能的生态公益林,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与调节。但是,由于公共财政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需要我们优化单纯通过公共财政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途径,加强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跟踪,逐步启动国内的碳汇贸易,以适应国际森林碳汇贸易市场的发展趋势。     

中国区域碳强度目标设定的情景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情景分析方法,对区域碳强度目标的设定问题进行研究,以区域碳排放模型为基础,根据模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情景设定,分析预测区域自身的碳强度降低情况,从而制定出适合本区域的碳强度目标。以北京市为例,设定出15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分析在不同情景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情况。研究表明: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碳强度降低18%的目标是合理的;北京市2005—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在45%~50%之间会更为合理;北京市“十三五”期间碳强度降低区间应在6%~8%之间。对北京市而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平稳发展,都能促进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低碳交通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

通过分析和研究与道路交通有关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机动车节能技术、道路技术、智能管理技术等低碳技术,提出加快构建可再生的能源网络、大力推广城市交通节能技术、实现城市交通智慧化管理的城市交通低碳技术发展战略,并制订出推广分布式能源系统和智慧电网,制定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和碳排放限制的法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加大智慧交通技术应用力度,运用政策工具推动低碳技术进步,重视低碳技术人才培养力度等具体措施。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关于情境教学法的反思

情境教学是对注入式教学的否定 ,但这种在人为“创设”的“情境”中所进行的情境教学 ,是与语文教学中一元化的思想教育目的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 ,“情境”是思想教育的辅助手段 ,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培养学生言语能力这一教学目的。要从根本上达到培养学生言语能力的目的 ,就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言语表达训练 ,使“情感”与整个教学活动处于伴生状态 ,达到语文教学理论从情境教学观向语境教学观转变。     

森林资源管理的行政许可证制度研究

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森林资源的管理日益重要。笔者从政府的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个方面来讨论林业管理的行政许可证制度问题,并根据森林经营和林业产权的特点,提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林业管理的行政许可证制度,通过森林采伐限额、林权证、碳排放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制度的建立,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     

媒介的议程设置与热点问题报道

大众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实践中对新闻媒体热点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议程设置理论本身、议程设置与热点问题的关系、议程设置理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技巧以及由此引发的启示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对传播理论及传播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明清四位文论家对情景论的集中探讨

明清文论家谢榛、李渔、王夫之、王国维对情景论予以了集中探讨，其内容主要体现在都深入阐说到情景交融的论题，对其必要性、内在关系、生成机巧、表现特征等作出了深层次的论说；其中，谢榛并对情景交融的适度性、虚拟性论题，李渔等三人则对情景表现的当下性、真实性论题作出了阐说。此外，谢榛对写景追求虚化空灵，李渔对情景的主宾界划，王夫之对情景表现与兴会的联系及写景的具体方式，王国维对情景二体的理论内涵等都分别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情景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