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以B市商品房业主为例

本文将讨论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的关系。现有文献认为,对居民来说,居委会选举通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层,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护权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的维权进行干涉的时候。〖JP2〗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通过滚雪球方式调查的19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和一般性的趋势,并通过3个案例来具体讨论商品房业主制度性参与的维权方式,展现其内在的机制。笔者认为,业主的制度性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业主维权,另一方面也使居委会选举变得更具实际意义,有可能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办事。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研究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因内部出现分化和来源地不同,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地域的差别,提出了农民工的代际市民化和差序市民化。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基础和农民工自身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区域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上海社区实地研究

摘要：城市社区具有自身独特的权力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本研究选择居民委员会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居委书记、居委委员、居委干事与其他组织的成员、居民区积极分子、普通居民以及某些特殊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城市社区权力运作或互动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与不同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居委会工作者展示出了多种形态的权力,包括人情交往的权力、半科层化的权力、资源交换的权力、组织合作的权力和各种策略性的权力等,并最终概括出城市社区权力运作的五种逻辑,即依附逻辑、协商合作逻辑、精英主导逻辑、人情逻辑和服务交换逻辑。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及影响因素——监管权威的视角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9年的测试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中国工作权威层性别差距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要大于体制内；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提升；承担家庭责任是影响女性拥有工作权威的重要因素。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其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这足以使他们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城市。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我国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我国各地都已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从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同当地其他社会保险的依附或隶属关系角度可主要分为综合模式、单独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类.根据世界各国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必将最终融入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制度中.但由于我国二元结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民工医疗保险还将长期存在.目前,限制其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是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当期参保和不可随人转移原则.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改革,应根据不同模式的特点,将单独模式以及其他模式中类似单独模式的部分率先进行异地转移试点,为我国城乡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一体化制度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论工会对农民工劳资关系之协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备受关注。农民工维权的道路异常艰辛,劳资冲突的形式复杂多样,双方博弈的结果令人堪忧。在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径方面,工会组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工会作为农民工维权载体的可行性论证中,工会的内涵揭示其保护工人权益的本质,彰显其壮大工人维权的力量。深入剖析现代西方工会职能,在批判中借鉴,在发展中重构我国工会运行机制,相信我国工会组织在制度创新中一定会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缓解劳资关系紧张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

通过对民国时期劳工宿舍建设的制度环境和实践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追求建设现代国家和改良社会风俗的政府大力倡导劳工宿舍建设,希望借此推进国家文明化进程;同时,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企业家也积极探索在宿舍空间教化现代文明新人之路。然后进一步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为代表,探讨了其中的劳工教育、群体团结和劳工自治等议题。本文发现,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一些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作为劳工教育的试验场,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民国时期的模范劳工宿舍为思考如何突破当下“宿舍劳动体制”的困境提供了帮助,为探索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劳工居住空间建设开启了另一种可能。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教育公平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子女与城里的同龄儿童相比面临着教育不公平的巨大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中、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将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Conditions for migrant mothers'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s in Hong Kong

The present study utilizes both survey and interview data to examine th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limited social support, poverty, and non-employment in migrant mothers in Hong Kong, China. It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disadvantages from a social distance perspective, which holds that social distance hinders access to employment, and social and formal support. This article surveyed 837 mothers living in two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A subsample of 72 migrant mothers participated in follow-up in-depth interviews. Findings indicate th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s and reveal some local conditions for the disadvantages. Specifically, the norms of childcare and self-reliance, social stigmatization of welfare recipients, and remote residential community come to shape migrant mothers' experiences of caring for young childre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lications to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for targeting migrant mothers to reduce their social distance from local community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