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综合——论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

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如同九叶派诗人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文化统合品格,同样表现现实,但她关注的是人性的现实,是艰难世界中勇敢面对艰难的人性力量;郑敏的诗以哲理见长,其诗既依托一套完整的现代生命哲学体系,又深深地植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在思想知觉化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郑敏诗歌中西交融的艺术探论

郑敏是跨越中国现、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她的诗不仅始终以独特的诗韵丰富并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且无论在思想内蕴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独特风格.     

西南联大与郑敏20世纪40年代诗歌

西南联大是中国战时思想、学术和教育最活跃的地方,当年的学生郑敏受其深刻的影响,其中德国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诗歌中生命体验、观看事物的角度、十四行诗对20世纪40年代郑敏的诗歌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

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荒林当我试图对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作一性别辨析,我注意到已作为现代汉诗组成不可或缺部分的女性诗歌,事实上本身正是写作女性对其所处“现代”（时代）不断辨析的结果;而郑敏长达五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则更典型地凸现出这种辨析之于女性诗歌...     

论文化生产场域中文化与诗歌的关系

从发生学角度言,诗歌必须置于文化生产场中考察才有意义。在文化生产场中,诗歌的生产离不开文化,沾溉文化之养料,文化催育着诗歌,诗歌是文化之产儿;而作为生产文化的人离不开诗歌,诗歌的文化天性使它自产生伊始就承载着历史文化,因而,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忆,它铭刻着历史与文化,中国诗歌尤其如此。     

由实入虚：郑敏诗歌的晚年转型

郑敏晚年的诗歌既保持了早期诗歌重意象、重音乐性、重哲思的特点,又明显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转变可以用“由实入虚”来概括,它体现在意象特质、音乐因素、心理领域和哲学历史观念等多个方面。     

席慕容爱情诗歌的话语策略

爱的抒发是席慕容诗歌的第一主题。她以婉曲入微的笔致写出了绝对爱情与永恒生命的必然联系。在歌吟爱情的技巧和策略上,她遵行的是男权文化语境下的话语方式。柔媚、痴迷与伤感是其爱情诗歌重要的话语形式。她的爱情诗歌是对生活中真情缺失的一种精神性补偿。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

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笼中的鸟儿也歌唱——玛亚·安吉罗诗歌文化身份意识探析

作为美国黑人艺术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非裔女诗人,玛亚·安吉罗表达出了美国非裔黑人作家特别珍视的黑人心智的完整和人性的复杂,记录下了一位黑人女性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在美国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对黑人文化身份的思索和探求.多层次的文化身份意识成为玛亚·安吉罗诗歌一个核心的因素,是贯穿她长达20余年诗歌创作的主线.种族意识、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交织和融合构建起玛亚·安吉罗诗歌中完整的文化身份意识.更为可贵的是,玛亚·安吉罗不但在诗歌中实现了自我身份的构建而且把曾经私人的、艰涩的诗歌变成了简单的、公共的话语,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位成功的入世诗人.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试论舒婷诗歌的情感思维方式

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坛上,舒婷是和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朦胧诗联系在一起的,她独领风骚,雄霸诗坛近十年之久,是当代最杰出的女诗人。她始终把爱与人道作为自己的起点与归宿,恪守诗歌艺术中情感这一核心,在浪漫主义的基调上,融入了古典韵味与现代手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构成她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她的情感思维方式,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多极的情感调式中国古典诗学一向把情感作为审美灵魂。“情者,文之经”,“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黄…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     

“素朴的语词”：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

"诗歌作为一绺金色的线穿过诗人的心灵",艾米莉·狄金森将诗歌视为她生命的灵魂。狄金森的诗歌素来以朴素、简洁的口语化语言著称,其诗歌富有浓厚的哲理思想和人文主义气息。近年来,学界对狄金森的研究限于从生平、诗歌修辞手法、女性主义等方面入手。本文试图以狄金森的素朴诗学气质为线索来探索其诗歌内部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语词形式、修辞手法以及哲学思索等多重维度,在简洁质朴的诗句间深入探寻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     

论宋代女诗人温琬诗歌中美的意蕴

女性的诗歌创作,多论述自己的人生经历,青楼女子尤为如此,她们多在诗歌中慨叹自己的悲剧命运。本文所论述的宋代诗人温琬,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青楼女性,她所呈现给后人的是体现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素养,具有人格美、意境美和悲剧美的意蕴的诗歌。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凭空而起 ,而是由作为享乐性文化气候之“反动”的淡泊精神、复古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平民心态及高风绝尘之诗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禅定和老大心态、诗歌审美上推尊萧散简远之趣四个主导因素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