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集体“突围表演”的背后与“失败的运动”——70后诗歌的发生动因与价值估衡

70后诗歌的集体"突围表演",是出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外化和他们对影响焦虑的对抗;也是中外诗歌传统双重启迪的结晶;民刊和网络媒体的刺激对它的生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0后诗歌打开了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其表达上的"快乐"特征也指向了文学写作终极意义的游戏本质;但是就目前的平庸的现状来看,只能说70后诗歌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论古典文学中的“七”: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心

作为民俗学、人类学及小说中的七,论之者不少。而对于辞赋诗文中的七,研究者却未能深入。作为虚数、极数的七,大量见于先秦两汉著述中,以七作为结构的框架,则首见于《离骚》,而使之成为文学母题。两汉数量庞大的七体之作,是它的旁支;建安诸子的《七哀》则是它的变化。七的文学影响同样贯穿于大诗人曹植、陶渊明、杜甫等的创作中。七的负阴的悲剧内涵使其具有深远的魅力和文学与民俗学的双重积淀意义。     

民族商贸交往的人类学考察与思考——以临夏市北大街、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为例

商贸往来和经济行为互动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正是通过不同民族成员在经济行为方式上的交流与互动,得以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在理解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相互尊重与互信。通过阐述民族商贸场域及商贸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说明彼此之间在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上的信任、和睦相处,为营造和谐的民族商业贸易交往氛围奠定基础。     

“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描述问题——巴赫金的审美交往话语理论的建构价值

作为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日常生活艺术化”或者“审美化”实际上不单纯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命题。它具有文化批判的内涵。本文的重点是讨论 :在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实践中 ,如何实现对这个审美化的描述。我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认为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里 ,“日常生活艺术化”能够建构一个多元的审美活动场 :一种由许多对话 (参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 )构建的立体的空间意识被建立起来了。活动的“参与者”和“对象”是无限多的复数 ;时间是各自随意的。这种对话在审美活动中构建了一种空间意义上被随意分割的立体 ,是多种风格的话语彼此独立存在而交流的立体空间 ,也是多种关系肆意喧哗的立体空间     

文学是价值的创造——以菲茨杰拉德为例

本文通过对菲茨杰拉德长篇小说中"美国梦"的产生、幻灭、更生的粗略梳理,阐述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创造出某种生活的意义、反省并且致力于修正这种生活的意义。     

戊戌变法败因新探——以“七上清帝书”的修辞策略为考察中心

戊戌变法无疑成就了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但在"七上清帝书"和变法过程中,作为大清子民的康有为却在"师"与"臣"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加上他对当时高层权力格局的极度失察却也葬送了戊戌变法成功的最后希望.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七上清帝书"修辞策略的选择上.     

基层大民政建设:动因、困境及前瞻——以开平市为例

基层大民政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非常重要力量之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基层大民政建设,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以开平市为例,简述其动因和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树立大民政工作理念,强化教育培训,加强部门协作,整合社会资源,突出工作重点五方面的发展路径。以期为我国基层大民政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回汉民族“干亲交往”——以宁夏固原市为例

回汉民族干亲交往是在回汉民族和谐交往文化导向下,基于民族认知与民族交往需要内驱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虚拟亲属关系”,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与社交网络,既能够联系回汉民族间的感情,又能够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加深民族认知,抵消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隔阂,促进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高校茶文化专业构建动因及教育探索——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例

本文是茶文化专业教育的个案研究,阐述了茶文化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具备产业需求、学术发展、教育背景等社会动因,并通过对浙江树人大学茶文化专业第一届毕业生的教育实践分析,证明了专业教育的服务方向和课程体系设计的有效性,探索了茶文化学自有的学术视角和学科归属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复兴的当代生态价值研究——以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为例

目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立项保护不但在保护中国优秀的农业文化传统、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作用巨大,而且对遗产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创新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是高度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本土知识与技术系统总和,在水土保持、碳汇积累、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方面都有直接的可利用价值和创新利用空间.复兴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重新树立传统生态种植理念,认真挖掘和保护系统知识,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创新式传承相关技术和技能,不但能对遗产地的生态修复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将对周边及类似地区的生态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论“善行”的道德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以成人群体价值取向为目标

“善行”道德内涵的发展与实践成为我国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也是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诸多社会“恶行”现象揭示出一些成人群体对金钱地位的过度崇拜及其价值观的扭曲,亟待弘扬国家和民族博雅的精神文化内涵.转型期,个体、家庭和组织等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推动“善行”主题道德实践,在全社会营造“善行”文化氛围,使成人群体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重视自身行为的影响力,这将有助于持续增强国家或区域的综合实力.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主要由别集提要加以体现,将前人成论植入提要、以"议论具有根柢"的姿态示人,为其主要批评手段。故其明代复古文学批评的考察,须从文献与批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明代"前、后七子"别集提要引用文献的考证与判读,引用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随之曝露,清代官方学术对明代复古文学的批评立场也因之明晰。这些工作,也为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扫清了障碍。     

突出之个性 清刚之诗文——“建安七子”刘桢人格心态与文学审美探析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建安风骨"的突出代表。他和其他六子有共同之处,更有其突出的个性。其人格心态任气,文学创作任情,审美取向上求奇采、求清刚,从而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体验结构的整体性考察——以“伤痕文学”为例

"伤痕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留在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伤痕"为呈现对象,意在揭露政治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生活造成的创伤。进一步讲,"伤痕文学"有着更深刻的历史文化诉求,其普遍诉求是呈现个体—整体、自由意志—历史理性、感性生命-冷酷教条之间的隐微而深邃的张力,以及留在人的心灵上难以愈合的创伤。反思"伤痕文学"历史文化诉求,其目的在于发掘中国当代文学体验结构的整体性,以建构适合现代性征途上的文学典律。     

“无子”问题与社会、家庭应对策略——以民国之前文献为中心

中国近代之前,已婚夫妇“无子”问题深受家庭和社会关注。“无子”含义有多种,其核心是已婚夫妇“无儿子”。在男系传承、家庭养老为主的时代,“无子”使家庭的基本功能履行受阻。官方和民间为此采取了诸多预防和弥补措施,婚姻方式上一夫一妻为主导、妾为补充的制度就是应对少子、无子问题的措施之一。对终身无子者,立嗣过继成为又一弥补措施。无子有女者以女招赘、以甥为嗣以及收养异姓之子的做法存在于宗族势力相对薄弱地区、移民地区。尽管妇女“无子去”的礼制和法律规条在唐以后的法律中被长期维持,但并不具有家庭实践基础,其最大作用是剥夺了无子妻子反对和抵制丈夫纳妾的权利,加重了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男性或男孩偏好观念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