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渊源、法律论证与法治

法律渊源是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种类型。它们在法律论证活动中扮演着权威理由的角色,从而使之有别于纯粹的道德论证。法律论证是提供理由来证成裁判结论的活动,以追求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实质正确性)为目标,事实上是作为规则之治和理由之治的法治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要求。法律渊源的法治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从规则之治内部解决法律(裁判依据)的效力闭合性与内容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赋予规则之治相对于理由之治的通常优先性。法治首先就意味着基于来源之实在法的统治。     

试论我国行政法的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

目前,对于行政法的研究仍有不少理论空白,需要我们认真探讨.本文试就行政法的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作一初步的研究.一、法的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渊源"一词,本义指水流的源泉.法的渊源,借用水源形象来说明之.法的渊源应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法的实质渊源是指法的内容、材料究竟从何而来;法的形式渊源是指构成法的材料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即法的存在形式.法的渊源应是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的统一.目前法学基础理论中"法的渊源"的概念直接来源于苏联四五十年代的教科书.由于受到法律教条主义、法律形式主义的影响,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对法的渊源的理解仅局限于法     

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法律适用理念的理论论争与应然选择

习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①的司法工作目标。法律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其功能和使命在于追求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发挥和实现法的效能和价值目标的过程。在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严格依法裁判"和"实现个案正义"的法律适用理念构成了当代法理学思考社会正义的两大理论路径,二者都有其规范意义上的正义思想,但在理论运思和实践进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严格依法裁判"的理念旨在维护法的权威性与安定性等法律的形式正义,但其无法彻底解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实现个案正义"的理念旨在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个案裁判结果的实质正义,但难以避免个案中的法官臆断。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取向和道德文化传统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追求绝对普适主义的正义实现路径将造成理论的自我封闭性缺陷。在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法律适用的理念应充分考量多元立场下的公共理性,以寻求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为目标,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张力,从而在形式正义/安定性与实证正义/正当性之间寻求平衡。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法治行政语境下法的特征解读

法治行政语境下的法不仅靠"制定",而且靠"养成";不仅因"确认"、"认可"而有效,而且因"确信"而有效;不仅表现为"条文法",而且更加注重"理念法";不仅是"强制规范",也可以是"弱强制规范"和"合意规范";不仅由"代表制定",而且可以"合意形成"和"参与制定";不仅"权力生法",而且"权利生法"。当下行政合法性判断应采用合法、法定、适用法律、法规的复合评价标准体系,并以"违反法律"取代"适用法律、法规"作为行政诉讼判决理由。法的执行方式应涵盖依法、参照、引用、不抵触、援引等多种样态。     

《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新探

先秦典籍《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理念与宏伟的法治理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法字、法词、法句搭建起的法律概念系统与法治思想体系。法律是一种权衡,法律需要君臣共同操持,国家有法律,民众就有了井然的秩序。区分法律与礼仪的规范意义,中央一级法官与地方一级的主法令官的职责差异,官吏非法与民众犯法的不同。君主制政体的法治原则体现于一些法言法语之中,如"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及君臣须要以"法相司",若君臣"释法任私",则国家必乱。《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表现了中国古典法治理论的一种理想结构,就其文化遗产而言,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变法,国家应该依据观俗察本而立法,《商君书》倡言的法治主义思想横贯古今,是一种治国实践也是一种治国理论体系。比较《商君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看出君主制政体下的法治存在于中西两个文化圈,法治不是代议制政体所独有的国家治理形式。     

为后果主义审判正名——基于理论谱系的梳理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理论分歧集中体现为法律人思维是“规则至上”还是“后果导向”的问题，但这一学术争论充满着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误解，导致了一种“强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版本错误地将后果考量普遍化而使其具有解构法治的危险。为此，在司法决策研究中，应区分规范性与描述性两种研究立场，区分根据后果裁判的“理由”和影响后果裁判的“因素”,并构建将“法外因素”转化为“法内理由”的法律方法。为了维护法治，应主张一种“弱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即将后果考量纳入法教义学的框架之中，实现规则至上与后果考量之间的兼容。     

依法裁判与法官解释——由继子女继承权纠纷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依法裁判是法治理念对法官的要求。司法三段论是依法裁判的逻辑表述。然而,由于制定法和司法三段论的局限性,依法裁判命题在法官审判活动中常遇窘境。通过法官解释构建个案的裁判规范,是救济制定法和司法三段论之不足、证立依法裁判之命题、维护法治之理念的法律方法。     

论“直接适用的法”在我国适用的对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际私法立法中强化了强行法的规定。而在强行法中有一重要理论即"直接适用的法"。对于什么是"直接适用的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称谓。科学把握"直接适用的法"必须与冲突规范、强行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公共秩序、意思自治原则等加以区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虽对"直接适用的法"作了规定,但仍存在许多尚待完善之处。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论售后回租担保权的法律构造——以避法行为理论为视角

售后回租是近年来兴起的信贷形式，裁判实践多将其认定为融资租赁或分期付款买卖，亦存在大量实为借贷的情形。理论上分别以所有权和担保权构造解释售后回租。售后回租乃无名合同，当其具有担保功能时，售后回租系独立的担保物权类型。应当借助避法行为理论，令售后回租在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担保观间实现平衡。售后回租担保权的设立依赖于有效的售后回租合同、承租人的处分权，以及担保功能的具备。其中，售后回租担保功能的识别无法以让与担保为参照，应借鉴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担保不违反物权法定，应遵守公示要件、权利竞存与延伸的担保强行法，但不适用超级优先权规则。同时，售后回租的实现可规避流质禁止和私力救济禁止。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论法定注意义务的成立

法定注意义务的渊源包括法律规范和准法律规范。从法律和准法律规范到注意义务应通过规范目的之检验,包括受害者是否属于规范保护之"人的范围",侵害法益是否为规范保护之"物"的范畴,侵害是否为规范禁止的方式造成。为合理界定我国法定注意义务之成立,民事立法应设立相应的"转接条款",司法适用应加强规范目的之检验。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欧洲法律文明中的犹太因素

法律文明是欧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制度、思想等是欧洲人引以为豪的文明形式,对世界其他地区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它的发生和演进既与日耳曼因素有关,也与罗马、基督教因素有联。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和由于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欧洲,犹太因素也是欧洲法律文明发生与演进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欧洲法律文明的来源之一,如犹太法是教会法的基础和渊源,犹太法在习惯法中也留下了印迹;欧洲的法治理念、信仰法律的思想与犹太法律思想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近代以来,犹太人为近现代欧洲法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辩证认识及扬弃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成熟于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瓦解、君主专制制度即将崛起的战国后期。"天人相分""治乱非天",是其逻辑起点;"人性恶"假设,是其哲学理论基础;"化性起伪",是其教化途径与手段;"隆礼重法"是其主要工具及核心治国思想。礼,"度量分界""养人之欲",用以划分社会人群等级,分配社会资源财富,规范贵族地位特权,维护新兴君主专制统治;法,"重刑罚以禁之",用以惩戒违礼之罪,维护和保障礼之总纲地位与顺利实施。礼法兼用,德法并举,由此实现社会由乱到治。但荀子思想具有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特征,其"人性恶"等理论观点存在逻辑悖论,以及为专制独裁背书的历史局限,需要站在当代人类文明的高度,保持警惕,辩证认识,扬弃改良,为其注入人类共有文明价值理念,重新诠释构建,为当代儒学转型及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参照。     

法外之理:法理学的中国向度

"法理中国"的实现有赖于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构建,而这种主体性构建取决于其如何面向中国的场域来寻求法之理。因为法之理在法外,所以自主性中国法理学更多地是由生长于中国场域的"法外之理"来型构的,而这种中国场域通常通过文化、实践和生活三个侧面来展开。因此,由"法外之理"来型构的中国法理学必然是一种文化的法理学、实践的法理学和生活的法理学。文化法理学助益于法治文化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践法理学有利于寻求法治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在中国个性化展开的法理支撑;生活法理学裨益于消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脱节从而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自主性中国法理学建构视野下的"法之理在法外"命题的重新阐释,为未来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刑法渊源若干问题探讨

当前,我国刑法渊源的有关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刑法渊源理论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学说恰好给刑法渊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视角.从刑事司法的立场考察,刑法渊源的"刑法"应理解为法官用于裁判具体刑事案件的刑法,相应地,所谓刑法渊源实质上就是刑事法官法源,也就是刑事法官发现可适用于具体刑事案件的刑法的场所.刑法渊源划分为刑法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刑法的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可以成为刑事法律判决合法性基础资料的因素,而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值得考虑的对刑事司法具有法律意义但尚未在正式刑事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或至少是明文体现的资料和材料.     

试论德国法治国理念产生之渊源性要素及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贯穿整个德国法治发展史的核心概念.其乃是作为"警察国家"的对立面反抗专制主义而产生发展出来,来自四个方面的渊源性要素形成了当时的法治国概念,它们分别是:法律理论上的实证论指导思想、市民议会的新权力体制、权力分立原则的确立和德国法哲学的发展.同时,籍由检视该理念产生过程中之经验教训,可资为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的有益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