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词的放达

欧阳修词的放达，包括其前期放纵疏旷的个性和后期豁达乐观的情怀，在其艳情词、写景词和抒怀词中都有体现。欧阳修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放纵而不放荡，豁达而不奢靡。其词的放达，源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并对豪放词风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试论欧阳修词的乐观风格

在宋代词坛,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词作内容各有侧重、风格也并不相同,但其基调大都是感伤的.欧阳修受当时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影响,其词作虽也有感伤、悲凉的基调,但大部分均清新自然、风格乐观,在以感伤为主调的北宋词坛可谓别开一家,体现了词多样性的风格,并促进了豪放词风的形成,在词学史上影响深远.     

从词的诗化看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

欧阳修的词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诗词界限,进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其表现手法,从而使词有了诗化的倾向,为后来苏轼全面改革词风、"以诗为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词审美特色新论

比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词与冯延巳词、苏轼词及柳永词 ,映照出欧阳修词深婉、疏隽、谐俗之三大审美特色 ,可证欧阳修词并非承袭了花间词派之风格 ,因而 ,应予肯定欧阳修词在宋词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地位与功绩。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论李齐贤词的多重渊源

传统的观点认为,李齐贤的词作主要是受元好问和苏轼的影响.今天看来,说李词受苏轼影响是不错的,但说其受到元好问的影响,却找不到切实的证据,而且,即便有元好问的影响在内,这种概括也不全面.李齐贤的词作有多重渊源,有中国的影响,也有本土的因素.中国的影响里除苏轼外,还突出地呈现为李白和赵孟頫的影响;在本土因素中,则有题材的传统取向、本民族词文学创作的经验累积等.     

欧阳修“平易”风格论辨析

人们习惯以“平易”二字评价欧阳修的创作,尤其是其散文.但这种评价不是当世之公论,而是后世读者特别是朱熹等人阐释的结果.欧阳修诗文创作“平易”之格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既有他务实尚简思想的影响,也有他遵从自然之文艺观的作用.此外,欧阳修的“平易”不仅包含文章与道德两部分内容,同时也指向了诗词文诸种文体.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严羽风格论的历史地位

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已经比较全面 ,但对诗歌风格方面的认识 ,还很肤泛。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指出了诗歌的风格与其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汉、魏时曹丕《典论·论文》进一步指出了风格与作品体裁的关系 ,陆机《文赋》又加以发展 ,他们同时还注意到了风格与作家个人气质之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多篇涉及到风格问题 ,并以“八体”概括作品的风格 ,表明这时人们对风格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了。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 ,则以“溯源流”的方法 ,指出前后代诗人在风格上的联系。唐代对诗歌风格的分析 ,更加细致 ,以致有“十九体”、“二十四品”之多 ,但完全意义的风格论还没有出现。严羽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在反对宋诗的不良倾向中 ,深入分析了唐、宋诗风格的不同 ,对诗歌风格进行了全面地、深入地论述 ,在风格的辨析上 ,已经力求做到没有“毫厘之差”,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风格论 ,表明古典诗学的风格论 ,在严羽《沧浪诗话》中 ,已经完全成熟了。     

论欧阳修词学观与词创作的背趋性

由于欧阳修以修身从政为本、以醇儒传道自命、以倡导和实践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活动也因为身份和思想观念的约束而产生较为明显的板块分界:古文以传儒道、诗歌以归雅正、歌词以状私情.尤其在其词学观和词创作之间,存在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巨大反差,在理论观念上,视词为“薄技”、“小道”,将词放在轻视甚至鄙薄的地位,但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身子词的创作活动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都是北宋中期词体创作的代表性词家,引导了整个宋词的发展方向.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观、政治身份及其独特的成长历程所决定的.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阳修十年困守期诗歌与其佛老思想

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官滁州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回京城任职的十年期间是欧阳修遭遇挫折苦难之典型时期。如果说于遣玩中扬弃悲哀是欧公乐天从容、渊雅自适之人生态度的展现,那么融汇佛老思想以化解哀愁则是欧公心态转向闲逸淡泊、宁静旷观之体现。融汇佛老思想以化解哀愁是这一时期中欧阳修思想心绪的主要特征显现。十年困守时期中欧公这一思想心绪展现了排遣和扬弃悲哀苦痛的显著特点。     

权力类型与法律渊源多元化间的对应关系

长久以来,人们对“权力”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政治或社会学意义上,权力也一直被混淆于国家权力而没有其他。同时对法律渊源的研究人们也一直采用形式法源的立场,认为基于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这对法治建设是非常有害的。不同类型的权力与多样化的法律渊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极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所推崇.而在古文运动自唐而宋的过渡、承接中作用最大,又最推崇效仿韩愈的,当首推欧阳修.欧文拟韩与欧诗仿韩,韩欧文体,宋盗唐与欧盗韩,法欧与宗韩,为前人对欧阳修在继承传扬韩愈及古文运动方面的评说,从而探索出韩欧之间的一线文缘.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JP2〗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

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风格具有可译性,但是要想在一部译作中复制出原作所有的特征绝非易事。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的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乃至读者感受等诸多方面与原文完全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应该兼顾作者的风格,以达到原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欧阳修易学与《秋声赋》的天人建构

《秋声赋》行文跳跃起伏,思路貌似无迹可寻,实则建立在欧阳修易学理论的基础上。欧阳修易学的天人观念,具体表现为阴阳消长的天道观、阴阳斗争的人事观和复杂的天人交互理论,后者又包括了天道与社会、社会与个体、天命与性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天、地、人三者交互理论。《秋声赋》充分发挥了其天人学说,从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了气运、时运与命运,展现了动静、盛衰和生死,贯通了众生、社会和小我,深究了忧乐、得失和吉凶,是欧阳修易学思想的高度提炼和文学化表达。它并非仅仅是欧阳修抒发个人身世之慨或政治上消极悲观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哲学修养上的文学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