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辨析

《民法通则》的民事行为就是传统民法学的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其形式,民事关系的建立是其内容。法律行为实质是当事人之间的立法行为,意思自治是当事人之间立法的依据。     

论法律行为纳入意思表示的理据和意义——兼驳意思表示衰落论

《民法总则》对《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做了革命性突破,其核心是将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的要素和基础,其理据在于适应了学界有关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存在评价层次差异的最新理论发展,有效区分了其他法域的行为和民法内部的事实行为,并为取消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提供了逻辑基础。我国《民法典》遵循《民法总则》规定,将意思表示纳入法律行为的定义,这有助于细致规范意思表示的发出、到达和形成瑕疵,以效果意思为标准建构法律行为体系并为准法律行为准用法律行为规范提供依据。晚近基于客观归责或风险归责的强调,淡化了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中的基础地位,误置了法律行为拘束力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基础,对此应予以矫正。     

意思表示与法津行为效力的关系

本文在界定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意思表示与合法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并用意思表示构成理论分析了意思表示瑕疵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个人信息处理“同意”行为解析及规则完善

目前我国多将"同意"定性为合同承诺或信息权益处分行为,产生了各种实践困局。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享有事实上的私权力,"同意"这一法律行为定性与意思自治精神发生背离。从制度逻辑看,"同意"实现的是合作性组织秩序,个人没有设权意愿也不设定权利义务规则,与合同权益变动规律有罅隙;从法律技术看,个人信息人格价值不得处分,财产价值处分权不由个人享有,"同意"不构成处分性的抽象法律行为。"同意"是准法律行为,行为意思与表示意思保护个人"同意"自主性及其对"同意"法律意义的认识,效果法定是对权力失衡的纠偏,避免了主体客体化。作为正当基础,"同意"是信息处理加入权的行使,法定效果是处理者既获得了限制个人信息人格价值和生产保有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双重正当性,又产生了法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动态"同意",是对信息处理决策权和退出权的行使。"同意"这一准法律行为定性,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性强制规范与私法性自由规范形成链接,在定纷止争的基础上,给个人提供更加完整的权利救济。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新构造--评加藤雅信教授"三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

传统的"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仅以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为规制对象,将效果意思形成前的诸因素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不利于表意人保护并有违正义与衡平.加藤雅信教授的"三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将民事法律行为归结为表示行为--效果意思--深层意思的三层构造,非常合理地确定了动机、前提事实、行为基础等深层意思内容对法律行为之影响力,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二层的民事法律行为论"之理论缺陷,而且极大地发展了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论特别是意思表示瑕疵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智能时代法律行为理论难题及应对——以ChatGPT为背景

智能时代，法律行为主体进路生变，智能体可否作为主体、人与智能体关系待定，智能体背后之人的行为能力难以判断；智能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不易厘定，真实性认定困难，瑕疵处理复杂度高。对此，可考虑以智能体为行为主体，弱化经由智能体表意之人的行为能力要求。智能法律行为的规范意义取向表示外观，意思非构成要件。行为内容基于表示，兼顾智能体根植之代码算法、运行规则等外在依据，运用法律推定、拟制等方法厘定。行为瑕疵区分智能体或人的因素，前者根据具体的智能体缘由确定法律效果；后者细分智能体背后当事人、行为相对人、第三人原因，分别参照适用意思表示瑕疵理论。     

论法律人格的本质

私法作为人本主义和权利本位的立法,以法律人格的确立与保护为核心。法律人格即人的私法地位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由此自由应当是体现为法律人格的正义。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根本在于其作为自由的存在并受自由的保护。人只有在享有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意志判断和支配自己的社会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因此也才是具有法律人格即一定私法地位的人。自由是一种社会存在,意志本身的自由只是精神自由,而不是行为自由,只有行为自由即社会自由才是规范的自由亦即法的自由。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限制与影响。     

民法典总则之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初探

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和合同解释不同。意思表示解释有其特殊的法律构造,其解释对象是表示行为和效果意思而不仅仅是目的意思,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依意思表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对意思表示解释没有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总则中应当对此加以完善。     

论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就意思表示的概念和要素、有效条件及解释等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并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总结。     

德国民法上法律行为制度的精要及缺失

法律行为作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核心内容,对于整个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行为是民法的核心概念,是潘德克顿法学理论的结晶,是德国民法“总则-分则”模式形成的基础,是实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但即是如此,法律行为在教学和适用中也仍有抽象与例外的矛盾、理解上的困难及教学方法上的困难等缺陷。     

《民法总则》之“有效”“生效”规范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民法学界混淆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生效”及其各自要件。事实上,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生效”在内涵、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上均有不同：前者本质是可以发生表意人期待的法律后果,系国家意志对私人意志的“过滤”,源于私权的国家强制,通过法律规范体现其价值诉求,基础是公序良俗之维系;后者本质是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约束,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其期待的法律效果,系私人意志的自我约束,源于意思自治,法律规范基于事实评判,基础是大众对表示意思的普遍认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由当事人各自的意思表示及其效力决定,并非抽象的“行为”的效力。此外,代理有效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在“发生行为人预期效果”的抽象层面上一致,但二者的法律效果、要件截然不同,且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并不约束代理行为有效的成就与否。《民法总则》第145条使用的“有效”与第143条的“有效”有着迥异的法律意义,容易导致规范冲突,或需修订。     

诉讼时效中的意思自治

诉讼时效的法定性侵蚀着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精神,而"督促权利行使"、"社会效益"、"维护当事人利益"、"预防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欺诈、胁迫对方放弃时效利益"等都不是构成诉讼时效法定性的正当基础。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让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放弃时效利益,有益于彰显意思自治精神,同时通过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制度来避免诉讼时效可约定性产生的不良后果。     

法律行为制度的私人自治根基

私人自治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思想根基.私人自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的事实是法律行为的概念与制度产生的根本因素之一.法律行为旨在实践交换正义与纯粹的程序正义,自治基本上就能满足法律行为伦的要求.由实行私人自治原则所致,以法律行为制度为其独特且主要内容的私法必然是形式主义的,从而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品格.认为法律行为成立是事实判断的通说有误,此种定性使自我约束不彰,从而亦断送了私人自治(自我决定)的生机.现行正面规定有效要件的立法模式欠妥,通过建立“成立推定有效”规则,并使积极性的“有效要件”转变为消极性“效力阻却事由”,不仅可建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体系”,亦也可使私人自治获得体系性实现.无论是强制性规范“有效要件”还是公序良俗“有效要件”,均为概括条款,司法适用时应慎之又慎,以免过度戕害私人自治.     

辩证的私法自治——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与路径选择

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过程中,私法自治理念内涵发生变化。强调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即强调既要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中心,又要以包括法律家长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理念对其补充,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动态平衡。将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作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即要求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应采用较少限制的法律家长主义,在意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呼吁全权的个人自治,在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意愿。     

论民法的意思自治

一、意思自治是传统民法的最高理念早在罗马法中就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罗马法的主要创造便是成熟的法治传统,法治理念对法治的设计可视为罗马法的灵魂和核心。而这两种理念集中到一点则是:有关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罗马法从来都把法律真正地作为一个体系,一个完整性的理性制度来理解,由此,在对法律全面理解的基础上,罗马人创造了私法概念,并以之为重心。“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可视为两部分,实际上,它是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总和。”①罗马法通过创造私法观念完整地把握了法律的宽度,开阔地看到了维护…     

形成权论

民法上形成权乃法律赋予权利人以单方法律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在私权体系中属于变动权之一种,与隶属权相对。形成权的法理基础在于私法自治和对交易利益的终极关怀。形成权的客体不止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有着诸多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的特性。基于此,形成权的行使应受到限制。     

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出路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投融资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我国经济领域。但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对赌协议的适用界定尚不明确,以致造成此类案件审理的尴尬。无论是从国际通行的法律看,还是就市场经济的性质讲,对赌协议均符合私法领域中的最基本原则——意思自治,体现的是投融资双方的一种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对双方分别起着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是一个灵活有效且低成本的契约安排。因此,应该将其纳入合同法或对其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企业法若干问题思考

<公司法>中"以人为本"的理念缺失,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需要重新设计公司制度.在"国民经济运行"已经形成和确立的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私法意思自治为基础的企业自治的观点不能成立.在我国所要建立和完善的企业法律形态的目标模式既包括所有制形态的企业形式,也包括资本形态的企业形式,两种企业形态应并存.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法律制度需要加以完善.国有企业是普通企业法律形态而非特殊企业法律形态.     

论欺诈之法律后果

欺诈为意思表示瑕疵之一种,由欺诈故意、欺诈行为及欺诈行为--错误判断--意思表示之因果链共存构成.欺诈的法律后果,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为无效,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赋予其可撤销的效力,由是可以更加体现意思自治、更好地保障受欺诈人利益的.欺诈行为同时构成侵害受欺诈者精神自由权的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赔偿请求权与撤销权之间发生责任聚合.     

合同无效论

我国大陆通说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欠缺法律行为实质性要件,自始、确定和当然不发生法律行为固有效力的”法律行为。因此,作为法律行为下位概念的合同一旦无效,也就永远地、不可挽回地发生法律效力,不会因任何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得有效,纵使合同当事人有补救的意愿。笔者认为,对有些未违背公共利益而只是事关私法自治原则的合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如果它们是确定的、当然的无效,而不给予特定当事人以任何补救机会的话,有违私法自治原则,合同无效概念应区分为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