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治理:组织、形式与有效性

在现代网络政治生活中,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个人、组织和计算机构成的网络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虚拟组织。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可以从组织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借鉴其治理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形式的网络空间,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内外部关系,在治理形式上可以归结为自我治理、关键组织治理以及专门实体监管三种形式。在考察采用某种形式而非其它形式的逻辑依据时,从影响网络空间治理形式的因素来看,信任、规模(参与者的数量)以及网民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     

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的非一体化趋势与超契约治理

在网络经济下,由于企业治理交易费用条件的改变,出现了以业务外包、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非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取代一体化组织形式的趋势。非一体化组织是一种企业网络组织,在企业网络组织之间的交易既不同于市场交易,也不同于一体化组织的内部交易。而这种企业网络组织治理的形式是一种超契约治理,它依赖于企业网络中关系的结构嵌入,来达到相互协同的目的。以企业网络关系为基础的超契约治理具有一般契约治理所不具有的优势,适应了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成为网络经济背景下一种新的企业治理的有效形式。     

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

本文以网络经济形态为研究背景,尝试探索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网络治理的基本内涵、结构、机制以及应用领域。本文认为,网络治理的核心属性是有关网络化背景中经济主体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网络组织之间的决策科学化问题、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网络组织自身的决策科学化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网络治理相比于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这样的组织交易模式,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为经济主体创造价值的路径和机制。     

基于治理结构演进的集群治理模式探析

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使集群能够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良好的集群治理结构。集群组织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市场和科层组织结构,其治理形式也就需要在一种新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治理形式的转变,网络治理应成为集群治理的主要形式。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     

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交流:解释框架与研究议题

在日益兴起的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是对需求的不确定性、资源的专用性、任务的复杂性以及交流的频繁性等条件的回应.这些条件推动着组织朝着与他者交互活动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能够协调和维护各方的互动交流.这些条件的满足使得网络化治理形式能够摒弃科层制和市场两种方案的缺陷,并融合它们的优点,最终实现优良的社会治理.因此,必须建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阐释在何种条件下网络化治理各方的互动交流能使其具有比较优势,并通过对关键研究议题的分析来回应“如何实现各方互动交流”的问题.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关系与权威的再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选举

文章通过挖掘影响回族寺坊组织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坊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构造的途径与影响,探讨了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揭示了寺管会成员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寺坊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剖析了回族寺坊组织的选举现象.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新社会经济运动”:非政府组织与“私营标准”——基于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案例的讨论

在繁荣的世界市场表象之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基石的全球经济非正义面向为知识界广泛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快速全球化浪潮的兴盛,发端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以非政府组织参与市场治理为特点的"新社会经济运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景观,推动经济正义的重要力量,而"新社会经济运动"的一个基本形式是非政府组织倡导和推广"私营标准"和以此为基础的"另类经济"模式。本研究以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的案例为基础,解析"新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内涵,呈现非政府组织参与市场治理,进而促进经济正义的形式与机制。研究发现,以NGO组织主导制定的"私营标准"已逐渐成为影响市场品味、构造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并鲜明地体现了"新社会经济运动",找回经济活动的政治和社会维度的价值承诺。但借助于科层治理模式运转的运行方式,限制了其价值承诺的真正兑现。     

网络社区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探讨

作为网络交流的重要形式,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相互交往基础上的,要实现网络社区良好的网上沟通功能,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理。网络社区是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社会意义上的群落组织,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治理途径与方式看,网络社区治理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技术治理方式;法规及行政治理方式;关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技术治理建立社区平台运行规则,法规与行政治理框定网民及网络相关主体行为的最大边界,这两种治理方式是网络社区健康发展的强制性保障。但是,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仍然可能存在很多低效率和非道德的行为,因此关系治理和文化治理也应当成为我国进行网络社区治理的关键方式。     

信任、契约与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伴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对单个企业治理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对治理机制的研究也在发生同样的转变。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组织的契约属性,论证了信任是网络组织形成的基础;进而梳理了国内外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两阶段论,即网络组织创建时的正式治理机制和创建后的关系治理机制;最后分析了作为网络组织形成基础的信任,这种治理机制的内涵、功能及其与其他关系治理机制的关系,并指出信任治理机制是网络组织基本治理机制。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善治语境下网络谣言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主体间权力和利益具有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在善治语境下,有必要对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作重新界定,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从单一到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优化方案。     

企业集群的研究述评——一个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视角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特定的治理机制,它作为一种企业网络系统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从治理的角度看,它具有宗族的性质,能够创造信任和竞争优势,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科层的独特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从系统的角度看,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和功能——能够协调和保护交易,创造控制优势、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尤其是利于创造网络资源和集群竞争力。     

网络社会中的组织困境与路向设计——基于社会建设的视角

网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现实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网络社会中组织困境的主要表现为:存在困境、系统困境、合法困境、动力困境等。影响网络社会中组织困境的因素有: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网络社会中组织设计的路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立价值理性导向;规范政府权力范围;加快网络组织立法;着重培育网络公民社会等,从而塑造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组织环境。     

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天津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企业资本的几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近代企业家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