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估测性框式结构说略

估测性框式结构,指的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有可能被言说者用作主观可能性推断、表达估测性语义的框式结构。它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典型的估测性框式结构,其估测语义由框架的估测标记直接彰显,属于估测语义彰显型。非典型的估测性框式结构,有估测语义半显型和估测语义潜隐型之分。前者的估测语义由显性语境突显;后者的估测语义由隐性语境激活。估测性框式结构具有五个方面的极差性:可能性级差、优先度级差、隶属度级差、实现度级差、估测度级差。这一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框式结构内部类型的建立;在实践上,有助于框式结构的对内、对外汉语教学。     

“副词+名词”结构研究的构式语法视角

从构式语法视角看,"副词+名词"结构属于"D+X"构式,整体上的形容词性和可度量性都是由该构式的结构义赋予的,这一构式的产生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构式框填,二是语用类推。     

近代汉语连带类框式介词研究

近代汉语连带类框式介词丰富多样,形成特色鲜明的形式架构,语法意义除了表示"包括""动作同时发生、交替进行"等外,还有所虚化、泛化。研究发现,连带类框式介词的前后构成成分在音节、语义等方面均表现出若干规律性特点。     

元叙述:普遍元意识的几个关键问题

元叙述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表意程式化对抗的一个主要途径.元叙述一词,已经在当代文化研究和叙述学中广泛应用,但是意义歧出,难以厘清.仔细检查各种体裁的元叙述,可以看到元叙述化有五个方式:露迹式、多叙述合一式、多层联动式、寄生式、全媒体承接式.所有这些元叙述化方式的共同点,是“犯框”,是破坏叙述世界的区隔边界.元叙述的目的,是破坏结构叙述的“逼真性”,暴露其人为的构筑过程,从而使意义从文本束缚中解脱出来.     

"V+P+Np"结构的再认知和处理模式

语法学界历来对"V + P+ Np"结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运用原型理论对"V+P"部分进行再分析,将该结构中的"V+P"处理成动介式短语词,同时从汉语双音化和介词后附进一步虚化等角度考察"V + P + Np"结构,说明"V + P+ Np"结构述宾化,即"V+P"作为动介式短语词后带宾语"Np".与此同时,我们运用"构式-语块"理论阐释了对于"V + P+ Np"结构的处理.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隐现规律考察

介词的隐现是现代汉语语法的显著特点,框式介词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其使用具有一定弹性:时而具有强制性,时而具有选择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介词框架,框式介词的隐现规律必然牵涉到前、后置词各自的使用,其隐现情况也是复杂多面的。虽然框式介词的隐现只是一种语言表象,但却受到了来自句法、语义、语用等不同层面的共同制约。这些因素紧密联系,相互交叉,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框式介词的前、后置词在句中是否出现,其规律不是绝对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隐现规律考察简

介词的隐现是现代汉语语法的显著特点，框式介词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其使用具有一定弹性：时而具有强制性，时而具有选择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介词框架，框式介词的隐现规律必然牵涉到前、后置词各自的使用，其隐现情况也是复杂多面的。虽然框式介词的隐现只是一种语言表象，但却受到了来自句法、语义、语用等不同层面的共同制约。这些因素紧密联系，相互交叉，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框式介词的前、后置词在句中是否出现，其规律不是绝对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醒世姻缘传》中的[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试析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成书于明末清初、以山东方言写就的白话小说,在这部书中已出现了[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的若干用例.该格式用于未然语境,"了"粘附在动结式、动趋式VC之后,表示"动作结果或动作趋向实现的可能性".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一格式是由表示实现的"VC了"式述补结构在特定的未然语境里派生出来的.     

现代汉语“使”字句与一般兼语句的区别

"使"字句的句法、语义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兼语句,主要表现在"使"字式与兼语式结构不同,"使"字句与一般兼语句在句法要求,语义结构及特点三个方面存在区别.     

新世纪干群利益关系和谐的辩证机理

中共十七大将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理论命题以代表大会的规格确定下来,从而确立了"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哲学新范畴.研究这一范畴两个方面的内涵及其主客关系、内外关系、因果关系,分析"党内和谐"到"社会和谐"的辩证机理,有利于抓住当前社会干群利益关系和谐的实质,促使这一范畴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双向互动,推挽式地前进,为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事业向前发展释放出强大动力.     

修辞结构"不是N的N"考察

修辞结构"不是N的N",既否定N,又肯定N,从逻辑上说它违背了矛盾律;从修辞上说,它属于矛盾格的一种,它通过字面上的矛盾形式来揭示事物的实质,表达更深层次的意义.修辞结构"不是N的N"定语和中心语都包含了名词"N",又可把它看成是定中同语式.定中同语式"不是N的N"中的两个N字面形式相同但深层意义不同是语义异化的结果.修辞结构"不是N的N",又是语言主观化的结果.     

改革期党政组织网络中的政策行为控制机制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中心一外围"式的组织结构.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后,外围组织不仅停止延伸,而且日益政党化与官僚化.改革期,横向领域分离式改革改变了中国整个组织结构的配置,在保留了党的"中心支柱"的同时,发展了外围组织网络.而纵向式的分杈改革给党政组织的整合带来挑战.党政组织网络调整的结果是产生了利益分化与政策责任配置的变化.这些变化易导致选择性政策行为和寻租行为,需要建立政策控制进行调整.尽管动员教育、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三大政策行为控制机制总体上符合"中心-外围"结构的需要,但是随着外围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索新的控制机制.     

张载"和"论探微

张载是宋儒中讲"和"最多、有着关于"和"的丰富思想的理学家之一.其"和"论具体体现在"太和"、"心和"、"中和"以及"仇必和而解"、"民胞物与"等概念或命题中.从宇宙论层面的"太和",到道德心性论层面的"心和"、"中和",再到社会伦理层面的"民胞物与",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天人合一的"和"论体系.此论上承<易>、<孟>、<庸>等"和"的思想,下启宋明理学以"和"为取向的心性修养论.张载"和"论对其体系的"天人合一"特征、道德心性论特质的彰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法典中非法人团体的立法模式探讨

文章以责任担保的视角对"团体人格理论"进行扩展,将法人分为"物的担保式法人"和"人、物混合担保式法人".以此为理论基础,将"非法人团体"纳入法人之中,从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建立自然人、法人的二元民事主体结构.     

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的确认

本文针对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类型的确认问题研究之不足,以江苏溧水"街上话"语音变异为例,就新旧式的确认、过渡武的存在与确认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提出构成语言变项的不同变式除旧式、新式外还存在着"过渡武"这一变式类型,并从整体音节和音节构成两个层面对"旧式、过渡式、新式"三种不同变式类型加以具体确认,充分证明在语言变异过程中在语言结构的不同层面中都存在着这三种不同变式类型.此研究无论对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对汉语方言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

媒介文本理论是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核心元素之一。菲斯克一方面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媒介文本视为一个意义开放的空间;另一方面借用了艾柯的"开放式/封闭式"文本观和罗兰.巴特的"作者式/读者式"文本理论,进一步将媒介文本界定为一种"大众的生产者式文本"。菲斯克强调媒介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互文性以及媒介受众在媒介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对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和"生产者文本"备加推崇,视其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和电视媒介文本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     

试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与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已处于由"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等教育快速普及的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任务、新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大学生群体出现的新特点和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论述了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工作方式。     

心理学视野中的大学素质教育

将素质概念置于心理学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更多地兼顾受教育者之心理特点.通过对素质结构的分析,明确了实施大学素质教育必须坚持客观性、主体性、整体性和发展性等心理原则;通过时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之特征分析,明晰了大学素质教育课程化、活动化、行为化等有效依赖路径;提出了有效实施大学素质教育,必须实现从"灌输"式教育向"交流"式教育、从"单一性评价"尺度向"多样化评价"体系、教育者角色从"神圣"到"平实"等一系列教育理念的转变.     

基于多重抽样框的服务业抽样调查体系改革研究

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浪潮中,服务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政府统计部门组织的服务业抽样调查为服务业核算和服务业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但由于服务业统计调查起步较晚、方法制度不健全,还存在很多可改进之处,尤其是面对变动频繁的服务业动态总体,基于单一抽样框进行抽样调查的传统方法难以解决抽样框覆盖偏差的问题。为此,提出采用多重抽样框的抽样方法,并给出了多重抽样框情形下的名录框和区域框设计、抽样方法设计,以及相应的多重抽样框估计方法及其估计量的方差估计,最终建立了一套科学可行的多重抽样框服务业抽样调查体系。     

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

"新结构主义"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新尝试。与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中国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本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呈现的"伞式"和"蜂窝式"并存的二元结构,提出"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条腿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实践证明,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功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