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果只能是“部分”中国化;我们要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实践性和批判性;要处理好当代中国哲学的“代际”关系和“外姓”关系。     

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的争论, 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作为反思人生的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探讨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 那就是: 在当代中国, 作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或“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     

坚守和推进“有学理性”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其坚实的理论根基是坚守和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具有“学理性”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哲学命题,筑牢新时代哲学研究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以“学理性”为实质内容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要深切地“揭示”已有的哲学理论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更要着力地“赋予”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实现哲学的“术语的革命”和哲学的理论创新。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维度

当今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 ,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即自然科学哲学、人文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近世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用自然科学原理、人文主义原则和唯物主义思想认知、发掘、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内容。本文旨在对这三种认知方式应用状况及其意义予以探讨 ,并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论敦煌哲学的建构之路

通过对“中国哲学”范畴建构的历程考察,阐明了“敦煌哲学”成立的可能性.从哲学对思想道路的奠基性作用入手,通过对中国哲学核心观点的分析,以“敦煌性”为出发点,认为“和”可能是敦煌哲学内在特质的核心精神,这将是日后敦煌哲学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敦煌哲学与其说建构,毋宁是发现.     

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外国哲学研究及其发展前景

以1978年10月在芜湖举行的“西方哲学讨论会”为起点,外国哲学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公认的繁荣时期。本文在中国现代文化更新、转型、重塑与再造的大环境下考察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阐述本学科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展望本学科的发展前景。要正确认识在中国文化建设大局下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否则难逃文化保守主义的魔障;外国哲学也要承担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能否深入研究外国哲学也应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繁荣的标志;哲学是人的创造,它最终要为全人类服务,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也要走向世界。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

冯友兰注重甄别“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照着讲”与“接着讲”、“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就哲学说”与“就民族说”、“现代性与传统性中的中国哲学”等观念。本文对此加以阐发 ,兼及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重构 ,凸现了后“五四”时期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诉求与实践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论中医学的网络性思维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源自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经验性理解: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因此,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性的阐释。在前一个问题上,要辨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结合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揭示其中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在后一个问题上,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

对比较哲学的元哲学探讨,涉及三大类问题:什么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和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法,其关键是我们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要既立足自身的独特性,又对“他者”有开放的心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