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的美国股东权益保护制度

美国不少州的强制解散公司制定法将压制及其类似行为作为司法解散公司的根据和理由,赋予权益受侵害股东广泛的救济基础;法院在压制行为的司法认定和适用上给予宽泛的解释,并以小股东权益为中心或引入股东合理期待原则来界定压制行为,拓宽了股东寻求司法救济的空间;制定法还授权法院、法院也经常自主地适用各种替代救济,以充分保护股东权益。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股东权益的美国公司法理念和灵活适用公司解散及其替代救济措施的制定法做法与司法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中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以2005年新修订的我国《公司法》和同年日本公布的《日本公司法典》为比较蓝本，围绕公司司法解散的类型、司法解散请求权的主体、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滥用诉权的防御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出两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异同，提出在借鉴日本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浅析公务员救济制度

公务员救济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种救济制度亦可称作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我国仅规定了公务员只能通过行政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因特殊身份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内涵、渠道、条件、程序以及对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前瞻作了阐述.认为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不限于申诉,而应该诉诸司法领域,从更大的程度上来打破公职关系所带来的对公务员救济手段的束缚.     

维护自由: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

维护自由是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刑事司法机制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法秩序的保障来实现的。刑事司法机制以相对自由观为正当性基础,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过渡的发展历程。刑事司法机制中的自由涉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财产自由。在刑事司法机制中实现自由价值最终依赖于程序的法定性、手段的节制性以及权利的可救济性。     

刑事侦查权的失衡问题刍议

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侦查权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留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导致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建立中立、公正的司法审查,增强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滥用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达到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在刑事侦查行为规范的完善.     

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

日本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海洋的计划可能危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责任救济的相关规定。保障跨界损害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是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原则要求,也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条约的相关内容所确认。统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路径来分析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解读相关法律问题并考量应对方案。从国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自诸多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而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并不能证明日本履行了所有国际义务。从国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行为存在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并面临各国政府和国民进行国内追诉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寻求司法救济,均有其局限性,有必要结合法律、外交和舆情手段做好综合法治战略预案。     

论司法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

司法公开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现有司法公开理论研究大都指向法院应该做什么,却忽略了与司法公开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有权做什么,弱化当事人的司法公开救济权是权力意识主导的司法公开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司法公开改革应还原其权利属性,将诉讼视角引入其中,确立司法信息公开行为具有可诉讼性,赋予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否则改革难取得进展。对于司法信息公开诉讼的类型,可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转型时期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张力”

解决纠纷是法院所承担的基本司法职能,"严格司法"和"对权利有效救济"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两条基本实践路径。在转型时期,两者各自面对的相关困境和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困境"和"内在张力"。无论是主张法院应该"严格司法",还是主张法院应该"对权利有效救济",就努力克服当前"判决易变性"和"司法非终局性"这一制约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关键性要素而言,无疑是法院需要努力的变革方向。     

一人公司运营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新构想

一人公司在促进经济繁荣、顺应现实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的同时，却由于一人公司与传统的公司法律制度理论相冲突，使传统公司法规范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制度设置无法发挥作用。导致一人公司股东更容易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及有限责任，规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一人公司运营阶段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可以规范一人公司的行为，更好地保护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     

试论国家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自确立以来,两者的界线一直比较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混为一谈,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诉讼空置。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论证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法律责任。在理论上厘清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的区别,对于在司法上落实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提出对策。即首先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其次加强国家机关侵权民事责任和民主与法治的宣传教育;再次,不断加强司法独立。     

当前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及其应对

社区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纠纷易激化和利益问题成为焦点等新特点。要想使矛盾纠纷得到根本的化解,需要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调解进行科学定位和有效衔接。     

《就业促进法》有关问题之反思

《就业促进法》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就业促进法》在法律责任的设置上有三点需要完善，对各级政府在就业促进中的法律责任设置太少；对就业歧视，仅有一条法律责任条款，使遭受歧视者无法真正获得有效救济；执法主体虽然将原《草案》中的三个执法主体统一成了“劳动行政部门”，但独立性很低，建议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以提高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数量迅速增长，但1997年以后诉讼增长率明显降低。对于在社会转型期诉讼增长率不升反降的原因，可以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政策和法院公信力三个方面来分析纠纷的走向。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诉讼增长率的下降也伴随着人民调解和经济仲裁作用的下降，但行政解决机制的增强、不受理的司法政策、诉讼费用改革以及针对司法腐败的一系列制度性建设，遏制了诉讼量的快速增长。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研究——基于《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分析

环境污染责任属无过错责任,原则上以环境污染行为、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项为构成要件。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种危险责任,不要求污染行为具有违法性。环境污染责任的保护范围主要限于物质性人格权和物权．不包括环境权。环境污染的损害类型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在因果关系方面,我国相关法律确立的举证责任倒置模式与比较法上一些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新理论存在差异。     

论我国生态侵权损害的司法救济

生态侵权突破了传统法学理论对生态损害的研究,它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基于生态环境的损害而遭受不利影响的其他法律主体。生态侵权损害司法救济理论研究发端于生态侵权损害救济的实践困境,致力于司法实践中生态侵权损害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构筑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理论根基之上。在无过错责任原则指导下,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在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原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相当程度盖然性标准的肯定性举证,以及被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否定性举证,二者构成了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核心。     

论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对《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学理性解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权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但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况下,危险行为人能否通过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问题,我国学界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尤其《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模糊性规定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认识更加混乱;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理解为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构成要件,而不是证明具体加害人的责任,或许是解决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认定方面面临的现实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途径,但理想的方式仍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模式明确《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     

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解构与重构

海洋油污损害的类型化是完善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海上石油勘探平台与船舶溢油所致海洋油污损害是两种不同的救济体系与机制,而将海上钻井平台解释为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是整合两种救济机制的可能性途径。基于海洋油污损害之不同进路救济机制的诠释,应构架"国家责任中心"主义下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提升国家责任的根源性手段和功能,明确海洋油污损害之国家索赔主体资格、国家赔偿责任以及阶梯矿产资源税费的准入制度,使之成为海洋油污损害救济机制重构进程中的重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