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     

易貌留神 情理共存——陈妙常形象转变分析

《玉簪记》女主角陈妙常是人们所熟知、公认的一个敢于反宗教、礼教，追求自由恋情的艺术形象。但其宗教身份的不确定性及符合封建礼教的“指腹结姻”，使之带有一定复杂性。不拘生活真实的戏曲创作现实和“美形取胜”的戏曲美学特征使作者对形象采取“易貌留神”的艺术处理，明代社会状况和宗教礼教文化对作者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是周汝昌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一种新思考,认为《红楼梦》所蕴涵的中华民族文化浓郁深至,从氏族文化等4个方面体现出来。而其核心价值,是才与善两端,是重情但并不反理学和礼教,儒家的主体精神仁、恕等价值观都融化在情与才之中,是对作者过往认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以情反礼和反理＂观点的一种反省和提升。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儒家乐教重情论

儒家重视人文教化,既重礼教也重乐教,而乐教凸显人之情.道始于情,情为儒家根本.儒家倡导返情以和其志.乐教之情可以正人心变性情,可以柔化理性,可以娱情养性,陶冶性情,呵护人的生命灵性.通过以人传情、以情染情,儒家乐教重情论的精神可以在当代教育中重现生机.     

荀子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

以礼乐进行教育、教化是礼教。文章对荀子的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荀子天人相分,归本人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秦汉以后,礼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今天,对于礼教问题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倡礼教,以礼教作为社会儒学实践的基本途径,重建伦理秩序,重塑道德精神。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宿命--苏轼"尊主泽民"思想浅谈

苏轼思想发展经历了积极用世、理想受挫、醒悟深思、冷静归隐、愤激超然五个阶段,一生信奉儒家"尊主泽民"思想.不论在政治生涯中得意与否,他也不改初衷,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封建地主阶级文人身上的那种忠君、为国、爱民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对封建统治的反思.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对中国封建社会刑罚适用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 ,由于其相同性质的社会制度 ,不同朝代可以传抄、沿用。而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废除旧刑罚 ,创立新刑罚。但是 ,不管旧刑罚还是新刑罚 ,作为法律文化 ,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历史的联系。社会主义的刑罚适用在法律文化方面对封建社会刑罚适用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社会主义“法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对封建社会“刑礼并用”治国方略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封建社会严惩贪官污吏为我们反对腐败提供了历史经验 ;封建社会对死刑的慎用对我国改革死型制度也有所启迪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国”的宗法统治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政权,不仅具有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宗 法统治形式,而且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向封建化过渡。     

李清照与鱼玄机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李清照与鱼玄机同属中国古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人物,都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其女性意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对美好爱情的咏唱、对现实危机的警觉和对各家词作的品评等几个层面.究其原因,概与其出身、处境等因素有关.     

论《诗经》爱情诗中树兴象的文化涵义

兴象是《诗经》中特有的文学现象。在爱情诗中,树兴象与婚姻的祝福、情感的代言以及爱情观的表达密切相关,这是受到我国创世神话中的婚配形式和我国神话中的实物信仰观念影响的结果。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农家书屋”建设的重庆实践

基于“农家书屋”具有图书馆的特征和规律,借鉴和融入公共图书馆体系,尝试建立一种以县级图书馆为依托,乡镇图书馆为网点,“农家书屋”为服务终端的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共享的优势,扩大服务面,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促进作用与文化带动作用。探索和研究“农家书屋”建设,对积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中"观念的理论形态演进

先秦时期,产生于实践活动的"中"观念在走出了对具体物象的表意之后,经历了由政治性范畴到伦理性范畴,再到本体性范畴的不同理论形态演进.作为政治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正";作为伦理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德";作为本体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庸"."中"的这一理论形态演进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成为后世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