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嬗变

清末民初的演说意识受益于福泽谕吉倡导的“著书立说”主张影响,与英文Speech语义翻译有直接关系.此种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引进,而是词义的辨析.演说意识的嬗变对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倾向和报章“新文体”产生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规制法律院校的高等教育政策

清末民初的法律教育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新型的法律教育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继受了近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教育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到法律教育的政策制定,它们是整个法律教育的行动指针：一方面直接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了特定时期法律教育的办学定位和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昭示了特定阶段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取向。     

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演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标志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可谓蕴涵复杂的近代话语.但清末民初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和思辨值得注意:他们试图纠正文明潮的物质化偏颇,而彰显了制度和精神文明;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而重视道德修养;同时摒弃了西方文明观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体现了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民初知识界对近代文明观及社会风尚的反思影响于社会思潮,推动了"五四"以后文化热的兴起.     

对中国近代小说的新认识——简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对中国近代小说的新认识——简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郭延礼１９８８年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编辑并出版了一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全书收书目近一万件（一书多种版本,一种版本为一件）,剔除重复,计收创作小说５３５９种,翻译小说２５６７种,合计７９２６种,这...     

早期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经典著作的汉译考察——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为例

清末民初,以留日知识分子为译介主体开启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译介进程.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早期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大量译介,为20世纪的中国输入了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术语.该文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的汉译为考察案例,通过译介底本和译本的中日文双语对比考证,从翻...     

清末民初农民社团组织立法述论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组织立法的出现正是这种改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看,清末民初的农民组织立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公民结社权利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二是限制公民结社权利的法律和政令;三是有关农会的法律和政策.客观上它们的产生开启了近代以法律来确认和规范公民权利的先河,表现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人权价值.     

合法性支持与政治权威模式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政治发展路径探析

本文简要考察了清末民初君主统治权威合法性支持的丧失以及近代民主法制权威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从中厘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移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     

中国近代“法理”话语的传入与演化——以吉林大学藏程树德编《法律原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法律原理学》油印本，目前所见为孤本。该书为近代著名法学家程树德任教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时期(1910—1912),为讲授“法律原理学”课程编写的讲义，撰成时间或不晚于1910年3月。程树德在书中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表现出融贯古今的学术素养与会通中西的学术胸怀，也表现出放眼寰宇的学术视野。由于近代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本人的留洋经历，以日本为师的痕迹较为清晰，但这并未影响其对来源知识及学术话语的发展。《法律原理学》作为目前所见近代最早由国人编写的阐述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作品之一，较之清末翻译的国外法理学著述与晚近国内学者的法理学专著，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综合作者、内容、版本、性质及时代等多重因素，该书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研究，对于近代“法理”话语传入与演化的微观探索，对于近代法学人物的跨学科考察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清末至民国检察制度探讨

从清末开始.当政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运动.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此后的民国时期,这就是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近代的检察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移植过来的.它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源于司法独立的要求.即公诉、法律监督等权力要摆脱行政权力的羁绊,同时使它与审判权相分立,从而维系司法的公平.当时的西方各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也无不建立检察制度.清末至民国时期移植西方法律,自然不能忽略选一点.只是中国的传统中缺少这种司法权独立的精神,它本能地会排斥这种陌生的制度.这些均使得检察制度举步维艰.同时,这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制度的革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我们把观念的革新予以深化,也需要我们的坚持努力.     

中国民法的近代化及其当代课题——以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之比较研究为视角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我国主体性法律形式之变迁

法律形式是规范法律内容的重要渊源,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相应的变迁,在我国古代社会,主体性法律形式——刑、法、律三者都有法律的含义,其前后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进化过程。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清末修律,法律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现代意义的法问世。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法律形式日渐趋同。     

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

内容提要 术语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的产物,中国近代新术语的形成,是中。日、西语汇互动的结果。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西学派士人合作,用汉字译介了一批西方术语;清末民初,出现留学日本及广译东书高潮,又将日译西方术语传输到中国。而日本明治时代用汉字翻译西方术语,主要有两法:一是借用中国古典旧词,二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这两类新术语大量入华,对中国现代语汇系统发生重大影响,成为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清末民初翻译新剧与戏剧转型——以《小说月报》(1910-1920)为例

清末民初的新剧转型可从《小说月报》的翻译新剧中窥豹一斑.在演剧实践繁荣、翻译剧本匮乏的时代里,《小说月报》的翻译新剧一枝独秀.译剧在题材、艺术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的特点,译者们对剧本文学性和戏剧言语的重视、对戏剧理论的自发探讨,以及翻译新剧呈现出的小说戏剧同构、著译混淆的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戏剧转型的特征.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论《畿辅方言》对《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的作用

清人王树柑《畿辅方言》是清末民初一部记载河北方言的辞书,也是一部研究河北古代方言的专书,在方言学史和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畿辅方言》以词汇研究为视角,对《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的作用体现在增补词目、补充义项、提前书证、补充书证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