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累犯制度构建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累犯制度 ,而未规定单位累犯制度。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必要在立法上尽早确立单位累犯制度。根据我国现阶段单位犯罪态势 ,可以将单位累犯划分为单位普通累犯与单位特殊累犯两种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兼与杨凯博士商榷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 ——兼与杨凯博士商榷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论澳门刑法中的累犯制度

澳门刑法典中的累犯制度 ,经历了“行为中心论”至“行为人中心论”的演变 ;受两大法系和东西文化交替影响以及华人居于主体的社会结构 ,导致其累犯制度的设置具有独特性 ;有关累犯人格评价因素的规定、刑罚时效完成后能否构成累犯、服刑中的犯罪人能否构成累犯以及关于累犯法域条件等立法选择 ,其合理性程度值得研究     

论建构单位累犯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单位累犯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与难点。我国现行刑法虽未确立单位累犯制度,但从转型时期确保社会和谐,惩罚与预防单位犯罪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角度来看,建构单位累犯制度极其必要。而累犯概念的深入人心、单位人身危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又使得单位累犯的具体建构成为可能。     

论建构单位累犯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单位累犯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与难点.我国现行刑法虽未确立单位累犯制度,但从转型时期确保社会和谐,惩罚与预防单位犯罪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角度来看,建构单位累犯制度极其必要.而累犯概念的深入人心、单位人身危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又使得单位累犯的具体建构成为可能.     

论单位累犯制度的构设

我国现行刑法典只设立了自然人累犯制度，未设立单位累犯制度。然而，设立单位累犯具有理论基础和立法根据，在国外也有立法先例，更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据此，本文构设了单位累犯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处罚原则。     

单位普通累犯理性研究

本文依据我国宪法与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单位普通累犯存在的法律根据,认为单位普通累犯在新刑法中已经存在,应当予以肯定,在此基础上开拓性地探讨了单位普通累犯之认定与处罚原则的刑法适用.     

对累犯及特定暴力犯罪不适用假释之质疑

对累犯和特定暴力犯罪一律不适用假释不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违背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不适应轻刑化和行刑经济的发展趋势,背离世界刑罚的发展潮流。因此,累犯和特定暴力犯罪的罪犯经严格考核,如确已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应予假释。     

试论商事惯例的司法适用——一个经济法学的视角

商事惯例作为社会自生自发的内部规则,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意义。本文从我国司法实务出发,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运用经济法学的方法及理论,从商事惯例司法适用的意义、现状、实体标准、适用程序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商事惯例制度的司法适用对策。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烈性犬伤人及其饲养人的责任追究

现阶段我国烈性犬伤人现象多发,但是对于此类现象目前只存在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的相关规制和惩罚。这种法律规制网络的结构性缺失,使得大部分致人伤亡的烈性犬饲养人只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和行政处罚。构建针对此类行为的刑事规制和制裁,可以对饲养人产生震慑,抑制违法饲养行为,也可以完善我国针对烈性犬伤人现象的法律规制网络和惩罚体系。要根据烈性犬伤人现象的不同表达,分别依据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饲养者进行定罪量刑。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论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

聚众犯罪是刑法分则特别规定的一种犯罪,与共同犯罪存在交叉关系,共同犯罪的制刑规则不能适用于聚众犯罪。聚众犯罪的特点和刑法体系内的协调性特征决定了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限于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不包含在内。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研究

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领域一种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案件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审理这类案件的规定较为概括,审判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和问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从犯罪的性质入手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间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外,还应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单位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问题。单位犯罪的主体,无论是不是法人,都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组织。第二,单位犯罪的主客观特征。主观上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客观上是行为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了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的危害社会的并由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第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严格执行双罚制,对罚金刑标准应遵守刑法分则的规定,不能采取以罚代刑的办法。第四,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采取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方式。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的罪因、特征与治理措施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愈演愈烈,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犯罪和色情犯罪领域,国内目前对该类犯罪的研究较少。网络直播聚合犯罪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紧张、个人违法性意识方面的紧张存在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部分民众设定目标时日益以物质获得为参考系;阶层固化使得处于部分底层民众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目标。后者主要体现为网络直播聚合犯罪者实施犯罪,与其权衡犯罪成本与获利数额、心存侥幸有关。在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下,归纳概括出此类犯罪的三个主要特征：犯罪主体呈现出低龄化、学历较低、无业状态较多的特点;分工的复杂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的隐蔽性较强;黑灰产业链业已形成并成熟。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惩防并举,在惩罚方面应当注意网络直播聚合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变通适用,以及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立法扩张、司法限缩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在预防方面应当构建国家、社会两位一体的预防模式。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