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之维探究——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

城市化是一个深刻的综合变迁过程,代表了一种新型文明和现代人群的聚落形态。城市空间生产推动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在空间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空间资源、产品、权力的生产和分配等方面在政府(权力)、市场(资本)、社会(民众)之间形成一种辩证张力,导致空间生产、分配和价值的不正义,衍生出大量城市空间问题。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直面新的空间问题和治理困境,通过协调治理主体、规范资本运作和促进空间权利平衡等多重措施,实现治理策略突围,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共享单车与政府规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阐释

当前学界对共享单车现象和政府规制的讨论大多基于经济学路径，这种分析预设政府主导空间生产的天然正当性，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共享单车现象的本质是资本逐利本性下的空间生产，其中使用者的行为发挥了再生产功能；政府规制的本质则是在其建立的空间秩序受到挑战时争夺对空间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及使用者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使得城市空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转型社会中，借鉴生物演化的思想，共享单车规制的政策选择遵从“自下而上”的自发模式可能更为得宜，更有利于社会创新。     

空间生产视角的资本批判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空间生产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路径。在历史发展中,资本一方面促进了空间生产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空间生产历史逻辑的僭越。在当代,空间生产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历史形态。审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在肯定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首先是对当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农民流动、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格局,并将乡族式社会资本带入城市,这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同质性、强联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本身内含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合作信任、公民信任严重不符,导致城市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思路、治理法规、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存在弊端。维护城市稳定,实现居民团结合作需要政府治理的革新,以为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重构

城市中国的政治权力首先有国家权力纵向下移的痕迹,但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基于国家意志的政治权力遭遇了市场和社会权力的横向阻击。因此从城市的形成看,城市街区、住房与人口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因素,但是在这些地理因素的背后,是政府、社会与市场,是人口、资本和技术革命。正是这些潜在因素的权力交织,形成了城市的不同形态。     

“庇护关系”与转型时期农村移民的治理——W市农村移民生存策略的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权力、空间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可以展现进而分析社会空间的争夺、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农村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通过行动生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从以往被城市所排斥转变为主体,而传统的庇护关系通过移民的适应性选择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在尊重移民生存权和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创新移民社区管理制度,实现农村移民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或许是农村移民治理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消费主义视阈下主题公园空间设计的文化表达

消费主义既是“舶来品”,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内生”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对于包括主题公园在内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具有积极意义.消费主义视角下,主题公园的空间运作方式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并且它的空间生产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过程,必须坚持“文化精致原则”,选择恰当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表达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主题公园空间设计的文化符号创意.另外,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限制和传统文化等条件影响因素,需要批判地认识消费主义的积极意义,并维持主题公园空间设计中适度的非现实空间意象构造.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财政支出行为对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基础设施的差异不断放大,这趋势主要源自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在财力既定的条件下,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地方政府往往以绝对或相对减少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为手段,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和劳动力的吸引,从而绝对或相对减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融资方式：基于成都的调研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衡量指标和核心内容。四川省成都市推行的村级公共品供给融资新模式,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缓解了村级公共品的资金不足,减少了闲散资金的盲目投资。在新模式的推行中,应注重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匹配,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审核,加强小城投对合作村的监管力度。     

论马克思空间生产批判的三重主题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著作中有着丰富的空间生产批判思想,他批判了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及其产生的异化现象,从而让其空间生产批判呈现为资本机制批判、社会异化现象批判和全球化批判三重主题.在空间生产的资本机制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本运作机制对空间生产的操控;在空间生产的社会现象方面,马克思批判了空间生产引起的各类生活异化情形;在空间生产的全球化扩张方面,马克思批判了空间生产向全球扩张中引起的空间失衡和地理矛盾.马克思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也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已经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仍存在城乡空间失衡等问题,需要转变空间生产方式,克服空间异化现象,推动低碳理念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地区旅游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是产业关联性极强的优势型综合产业。城市地区旅游化通过刺激消费、增进就业、促进招商以及集群化发展等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为检验城市地区旅游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该研究采用2005—2019年我国20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地区旅游化的发展在总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类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区旅游化对省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非省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却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此,该研究提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的展开、加快推进具有区域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建设等政策建议。     

契约环境、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形式

本文把农合组织的行为抽象为农户和企业的二元博弈,分析了在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农合组织的产生、多样性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户和企业的策略选择;农合组织的存在性和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尤其是在契约环境较差时;契约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发起人和参与人的分成比例,即影响农合组织治理结构的演化。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农村选举中的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中发生各种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要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从建立理论框架着手,依据共有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治理结构现状,对村集体资源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失序",并进而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发生进行分析。集体资源的收益大小会显著影响选举冲突的发生及其激烈程度;但其背后的关键作用机制,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鼓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更多地承担监管责任外,也应加强村庄内部的决策参与机制建设。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