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的执政模式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推进执政党执政模式的转变,就是要推进其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转变,就是推进其从管理型执政向服务型执政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是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提高执政能力、维护执政地位的需要。服务型执政模式的形成,要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形成党政分开的执政体制;运用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方式体系。     

政府在公共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及角色转变

管理型政府在公共教育中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角色,却没有履行本该履行的职责,导致公共教育体系中的诸多弊端。现阶段,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公共教育体制重构实践诉求,我国政府应重新定位自己的公共教育角色,转变公共教育职能,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教育。     

论第三代领导集体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特色

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由管理型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型政府的转变标志我国政府功能建设走上了科学的轨道;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的建立,为国家从宏观上调整不同劳动能力的各社会群体的关系提供了保障;开辟了一条先法治后民主、以法治促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建立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政治的辩证良性互动体系;把党的建设做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定位和执政治国之道的探索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

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确立党自觉执政的理念,是党的建设的需要,是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模式向科学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主要包括由"党政合一"到党政职能合理定位与分工的转变、由"政策领导"到依法执政的转变和由"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目前,有必要像讨论"真理标准"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那样,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教育,真正确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真正英雄的观点.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执政"与"为民"以及"代表"与"代替"的关系.     

地方政府规制中的届际机会主义行为及治理——基于叠代博弈的视角

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规制行为的观察,我们注意到政府届际更替中表现出的特殊的机会主义倾向。地方政府届际机会主义产生源于有限理性和契约不完备,因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和政绩考核体制被强化,因缺乏监督机制和代际补偿机制而延续。文章分析了政府规制中届际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利用代际交叠博弈模型研究了届际合作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提出了治理建议。     

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及其双重效应

"慈孝"伦理特别是"孝"的伦理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独特表现形式,它具有非常复杂的双重历史效应,其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父子(代际)关系极端不平等;移孝作忠;老年本位和过去本位;局限于家庭领域即私域,而对社会公共领域少有涉及。其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孝是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机制;体现了纵向的代际思维方式;具有社会稳定功能和睦家功能。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构建合理的腐败治理结构是健全中国反腐败运行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部署和要求,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应当逐步向"政党主导共治型"模式转变。"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强调,党在强化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责任的同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科学分解纪委、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反腐败职责,使腐败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生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源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又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科学发展观念的转变和创新,客观要求改革和完善相应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也必将促使其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进程中,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涵,在理论层次上,提升了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实层面上,突出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矛盾,注重加强薄弱环节,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构建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居民已经开始向小康社会迈步,政府开始由传统型向管理型、服务型转变。然而,由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弊端和国家政策的缺失等因素,使得农村公共物品处于资源严重匮乏、供给明显滞后的窘况。文章通过对我国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从五个方面构建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机制,以缓解其供需矛盾,满足农民的需求。     

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与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基于CHARL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代际关系理论、福利多元主义思想,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对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影响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相关数据,建立OLS和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分析框架.研究主要结论有:基本养老保险"挤入"了亲代向子代的经济支持,加剧了逆向反哺现象;婚姻状态在生活照料方面具有显著的"互馈性";亲代学历具有经济支持"溢出效应";子代学历越高越容易出现"代际精神支持冷漠";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具有"母亲偏好".研究主要启示有:在加快社会养老事业建设的同时应适度提高农村地区养老金待遇,充分发挥婚姻稳定对家庭建设的双向促进作用等.     

我国教育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路及其行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及其教育政策实践体现出了显著的国情特点,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政策过程及其特征亦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公共教育政策构成"源与流"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则是理解我国教育政策过程行动及其优势特色的关键。     

政府外部性的政治经济学

同私人外部性比较,政府外部性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如正负外部性的同时性、外部性受体的多样性等。可以根据政府行为的类型,把政府外部性分为规制型外部性、宏观调控型外部性、项目型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型外部性、转移支付型外部性和公共财产管理型外部性等六类。导致政府外部性的原因大致有两大类:能力不足型和意愿不足型。前者包括官员的有限理性和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后者包括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利益集团俘获政府、政策决策的政治博弈与均衡的性质、官僚机构的科层失灵和政治体制的弊病等。解决政府外部性的根本之途是,通过宪政改革规范政府的范围、规模、收入和决策过程。     

县级党政副职领导的成长规律研究——基于四种路径的比较

党政副职是领导班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后备军,而县级党政副职领导的成长路径多样,能够反映县域官员的整体成长路径和晋升规则。根据不同的任职层级经历,将2002—2022年佛山市下辖五区历任的173位包括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委委员、政府副区长在内的县处级副职领导划分为高层下派型、基层晋升型、混合型和平行型四种成长类型。四种类型领导中入党早、学历高、有重点岗位和部门经历的更占优势,而起步层级、基层经历等差异又塑造了不同的发展空间、轮岗数量和成长速度。从变化趋势上看,党的十六大以来高层下派和混合型领导人数占比波动上升,而基层晋升和平行型领导比重逐渐减少,这种不平衡要求党政机关应合理配置领导班子,畅通基层晋升渠道,健全干部双向流动机制等。     

关于提高黑龙江省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思考

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作为县一级领导者、组织者和落实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正确认识提高黑龙江省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客观分析和把握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对于加强黑龙江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大口党委的制度功能分析：以上海为例

党政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最重要,但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以大口党委的制度功能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从操作性的层面去理解党政关系。就上海的大口工作党委体制而言,它是将全市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按照产业或行业划分为若干大口,由市委派出的大口党委进行归口管理。从实践来看,上海大口党委的制度功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分析这个转变过程对于理解和把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

行政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深入发展和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公民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建设行政民主仍存在某些障碍因素,如:较低的生产力、管理型行政模式以及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因素等.为此,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发展中国行政民主:在公共行政部门层面,建立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实施行政决策民主化;在公民层面,增强公民的行政民主意识,培育主动参与的新公民.     

试谈如何解决当前教育评价中的倾向性问题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科学研究门类众多,涌现出不少新兴科学.但归纳起来有三大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教育发展研究;教育评价研究.在这三大领域之中,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教育发展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而教育评价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这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刚一诞生,就很快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从我国的情况看,已经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一股“评价热”,教育管理工作正从“经验管理型”向“科学管理型”转变.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现象.一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主张现代文学学者的代际划分应以年龄和学历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学者实际进入学术研究活动的时间,将以上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学者划代的标准。当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的时间范畴应从新中国建立之时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的基本方法是分析和综合方法,同时还应该重视历史比较方法的应用。     

弱势家庭如何多出贤才?——基于“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与思考

教育是弱势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弱势家庭对教育作用的怀疑导致其教育期望偏低,这无疑将抑制其子代的代际流动。通过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也越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对子代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并且,弱势群体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更显著。对此,可从提高资源可触及性、增强资源可信任性、鼓励个人和家庭用开放包容的思维积极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三个方面提高弱势家庭的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