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论罗尔斯契约论复兴的虚假性——兼与何怀宏先生商榷

契约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是罗尔斯推演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证明方法。本文认为,与其说罗尔斯的契约论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复兴和发展,倒不如说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倒退和否定。从契约论的基本精神层面看,罗尔斯不仅没有恢复和复兴契约论,相反,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复兴"的努力,更加把契约论推向了不归之途。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已走过了革命建国、运动治国与执政兴国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以"群众"作为自己行使历史使命的参考群体,群众路线因此对中国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凭借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大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使命。在毛泽东治理中国时代,运动治国的方略虽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客观上仍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完成了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化的轨道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囿于群众路线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路径的一些窒碍,中国国家建构下一步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真谛——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古往今来的人不能给人本质以正确的解答,原因在于其没有理解或掌握事物本质是由实践定位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实践需要,马克思实际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类本质和具体人的本质问题。对于前者,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相对动物而言的,对这种本质他特别看重人的劳动方式;对于后者,马克思认为具体人(个人、群体)的本质是相对于具体人而言的,对这种本质他特别看重人的社会关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的人"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其真谛蕴含着马克思基于不同实践需要而对人本质进行的这种双重定位。脱离实践定位事物本质的理论和方法,就容易导致对人、具体人界定不清,使其对人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产生差异,也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人的问题的真谛。     

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再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改革开放思想——兼与潘顺利先生商榷

《论十大关系》蕴涵深刻的改革开放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启示。但是对经典文本研究一定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历史辩证和联系发展的原则,科学求是地研究文本思想。二是要尊崇矛盾分析法,完整准确地揭示论著文本的主题思想、核心内质。三是要秉承全面主流整体把握的学研立场,开掘论著文本的全部思想内容,防止文本研究碎片化。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天文学理解——兼与邓国光先生商榷

《文心雕龙》之"枢纽",并不对应纬书天文黄帝"含枢纽",而是出自紫微垣中枢,取北辰天极主宰的意涵,为刘勰"群言之祖"观念提供价值意义上的同构象征作用。"枢纽"的这种意涵也不必出自纬学,而是直承经由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哲学转化了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天文枢纽对北天极只作相对的标示,提示人们:以往论者对《文心》"文之枢纽"的许多争执,都过于拘泥;"文之枢纽"不仅应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体会,同时它与"论文叙笔"也是贯通一气的。     

现代国家认同与国家权力合法性分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现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意图所在,亦是国家权力合法性不断得以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提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主权和三种国家特性(民族文化正当性、政治法律正当性、社会经济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尤其要注重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建设和维护,在政治法律正当性和社会经济正当性上也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论正义的二元结构特征——兼与王海明先生商榷

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基于此,正义便可分为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正义是二元结构的。按贡献进行分配主要体现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它不适于解释人权平等,因为人权平等是根据人的同一性原则而生成的。     

生活世界殖民化、话语商谈与福利国家的未来——兼论哈贝马斯与马歇尔、罗尔斯的区别

本文从福利的角度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马歇尔、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哈贝马斯既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完全竞争的思想,也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他从以往物质和金钱的再分配转移到了通过文化、伦理层面的话语商谈提高全社会福利,通过话语商谈理论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己及人、情致意尽、惜老怜贫的美好世界。     

"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比较分析

文章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公共财政论"的科学性、社会正义性与"国家分配论"的非科学性、御用性,为彻底摒弃"国家分配论"的财政观,树立"公共财政论"的财政观,加快我国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改革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官僚制度化的逻辑分析——兼论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本文试图通过对韦伯官僚制理论主要内容的介绍,结合中国现实状况,理论结合实践,从逻辑上分析为什么当前中国属于官僚制度化不足而非过渡,提出中国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结合自身国情,进一步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试图通过分析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探寻未来改革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