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论主观》“公案”的理论解析——舒芜与胡风的思想比较

由舒芜引发的《论主观》“公案”实质上是一桩“学案”,其主要内容是舒芜与胡风的思想关联问题。因此,从哲学的层面阐明舒芜的“主观”内涵,进而分析和比较舒芜和胡风的思想资源、理路、实践、属性和渊源,有助于人们客观解析和评判这桩“公案”及其劫争。     

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抗争——胡风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比较

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我们神圣化和体制化的时代,胡风与秦兆阳的理论抗争是两个标志性的理论事件。作为理论抗争,两人观点有相似处也有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核心观念的评判上。胡风完全赞同;秦兆阳部分赞同,同时有重要质疑。两人的理论差异包含着个体文学家与文学历史、时代话语和文化环境的复杂关系,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命题与问题:关于“后文学时代”——兼与黄浩先生商榷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着眼于信息技术和教育普及所导致的文学对人们新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文学新的态度,显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但是这一命题中对"经典文学"的笼统消解又有着对真正经典和真正创造的消解倾向。同时,对一些"后文学"现象的强调也可能遮蔽了这一时代应有的文学精神。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     

个人幸福:主、客观世界的矛盾对立与精神世界的统一

人的本质表现为属性,属性以需要形式存在.如果符合其本质,按其属性生活,满足其需要,人便幸福.人的需要可以归纳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带来幸福;需要的上升规律使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往往存在矛盾对立关系.制造希望、修复危机心理、统一和调和主客观世界的精神世界是幸福的最终裁决者.精神世界的幸福,与其说是给幸福一个正值,还不如说是乐观理解那些给幸福负值的不利因素.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也谈《给青年二十四封信》是否朱光潜作--兼议章启群、商金林先生对其作者的"考证"

《北京大学学报》近年来先后发表章启群、商金林两位先生之文 ,对《给青年二十四封信》是否为朱光潜所作进行讨论。其实该书又名《个人与社会》 ,在上个世纪的3 0、40年代曾由上海长风书店多次印行 ;作者自有其人 :林萍———这在 1 991年出版的权威性大型断代书目类工具书《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早有明确著录。由于未检这部工具书 ,章先生认为“二十四封信”为朱光潜作固然是缺乏根据 ,商先生论证非朱光潜所作亦显事倍功半 ;此外 ,章先生有关朱光潜是否知道此书出版的看法确是一个可以关注的问题 ,商先生的某些具体辨析则或有未必尽妥之处。     

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周予同先生商榷

不久前,周予同先生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对学术界正深入开展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提出了某些建议——象编写《孔子传》、编写《中国哲学辞典》等。显然,这些积极的建议,值得大家重视。但是,就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周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及史料考订?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怎样?能不能以封建的与资产阶级史家的治学方法,当作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基本功?史学研究中怎样坚持阶级分析?我们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周先生与读者求教。     

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历史图景还原的方法与角度——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研究之探讨

文章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研究存在的方法上的局限性,即:受西方建筑历史研究影响的形式风格分类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筑风格变迁的线性设定.进而讨论了以"后殖民"理论的方法和"事件·人物"多样化的角度研究和解读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于信息生产和信息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对霍有光先生质疑的反批评

劳动三要素具有物质和信息的双重维度结构的理论揭示的是:在劳动三要素中同时就包含着物质和信息的两个方面的规定.人类创造的主观信息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规律,只有当人们把所创造的主观信息作为实现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寻求客观实现时,才有一个是否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精神生产的对象是观念信息,而不是物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物质生产”这两个提法并不等价,与“信息生产”相对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美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     

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

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访谈

童潇(以下简称童):郑老,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代表《社会科学家》杂志的访谈。这次访谈您想围绕"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主题展开,应当说,自2004年中央较为完整提出并阐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以来,关于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问题就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     

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与"历史总体"问题——从分析牟宗三、李泽厚、安乐哲诸观点出发

近代以来,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成为儒学研究的焦点,当代新儒家兴起后,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儒学超越性的讨论。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与安乐哲提出了不同观点。李泽厚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安乐哲则强调应该消解儒学的超越性本质,代之以开放性的过程哲学。但二人皆有从根本上取消儒学超越性品格之嫌。通过吸收三家的观点,在李泽厚礼由俗出和文化积淀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从历史总体的视角来分析儒学超越性问题。在这一视角中,一方面,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超越性应该来源于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