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新都: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以1928-1929年的首都规划为中心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营造建设极为重视,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却频生变故.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机关无故更迭,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设计单位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发生改变.受政治因素影响,党国还在《首都计划》的规划文本中有意识地植入党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建筑意图.事实证明,国民政府对首都规划这种城市现代化的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国家权力、城市住宅与社会分层——以民国南京住宅建设为中心

1927年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随着模范首都建设工程的推展,城市住宅建设成为市政工程、更成为国家形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计划》对城市住宅进行了详细规划与分区,南京市政府随之开展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住宅规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区域的居民构成与社会分层,南京城市住宅空间的布局也随之由传统的以自然化分区为主,向以社会分层化为主的空间布局转型。显然,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建设、控制与改造是极具深度的,它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城市形象,更影响到社会分层与空间转型,这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警察行政与南京城市社会管理述论:1945—1948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有效推进首都南京的恢复与建设,作为政府重要属员的警察积极行政,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促进市政建设等工作中多行"善治",改善了城市生活与生产环境,提高了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然而,自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施行"戡乱动员"以后,南京警察从警力布置、武器装备等方面强化了其政治管控职能,社会服务职能随之被严重削弱。警察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影响了自身形象,导致政府信誉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管理效果走向低效甚至失效,折射出国民党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社会管理机制的应变乏策与失效。     

慈善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立案问题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督和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颁布一系列法规,合力编织了一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管理体制。欲设立慈善团体必须先得到各级党部的许可,再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立案,已有的慈善团体也须重新许可和立案。国民政府强制慈善团体登记和立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亦具有政治色彩,是政府强化监督的一种体现;在约束和限制慈善团体的同时,对慈善团体的规范发展和提高公信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立案问题较典型地反映出慈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首都反恐:经验与应对——以城市恐怖主义为视角

近年内,城市恐怖主义成为了21世纪的"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其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西方大城市纽约、伦敦等,在城市反恐领域已积累不少经验,如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技术手段、及时更新部署。北京应吸收上述先进经验,依据我国反恐法,建构符合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全民参与、区别对待的反恐体系。     

南非有三个首都

南非有三个首都,分设在三个省的省会。行政首都在德兰士瓦省的比勒陀利亚,人口75.8万;司法首都在奥兰治自由邦的布隆方丹,人口23.3万;立法首都设在开普省的西南角(即非洲的西南角)开普敦,人口77.7万。但是最大的城市却是比勒陀利亚以南的约翰内斯堡,它拥有人口115万,为全国商业和黄金业中心,那里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加工厂。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抗战前南京城市内涝成因及其防治

民初南京城内涝频发,究其原因,既与南京城自然气候及地理形势有关,更是河道淤塞、排水设施失修及防洪能力不足等人为治理缺失的后果。国民政府定都之后,南京市政府加大城市水利建设力度,启动“首都防洪计划”,制定了下水道规划草案,初步建立防洪预警机制,城市水患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其内涝灾害防治得失,值得认真发掘。     

表彰与规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节

1941年3月,国民政府为表彰农民群体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设立了农民节。自此至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政府每年都按时举行农民节纪念大会,农民节因而成为政府与农民交流、互动的仪式时间。通过这一制度化的仪式,国民政府不仅动员农民群体支援抗战,同时向其传输国家认同感,彰显其政权的正当性。国民党及其政府自认为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并将农民视为需要被启蒙、被塑造的群体。在农民节的举办过程中,农民代表也积极回应政府的规训行为。不过,农民节终究未能有效塑造农民的国民意识和发挥政治启蒙的功用。     

抗战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状况探析——兼论华商保险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19世纪20年代末,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国民政府出于维护民族保险业利益与政府安全等考虑,让上海华商保险业获得了公有财产的承保权.经过政府与业界的共同努力,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于1933年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受中日战事升级与统制经济思想影响,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随着1935年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全面介入上海保险市场,华资再保险业呈现出官、商两种力量并存的格局.在官营保险机构垄断公有财产保险业务的背景下,华商保险业不仅抵制未果,其联合保险的道路也就此中止.     

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民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状况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党及政府有较强认同;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认同是分层次的;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和谐现象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政治认同主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影响。提升农民政治认同,需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规范基层政权的政治权力运作;保证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推动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变迁。     

论北宋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

按照传统的北宋首都定位原因分析有两个问题无法完全解决。第一,北宋明明边患不断,为何还要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第二,北宋皇陵为何不建在首都开封而设在河南府的巩县?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家尺度上,分析了北宋首都定位于开封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缺陷,以及首都定位后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家们在国家尺度上的平衡与弥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从新角度解释了西京洛阳地位崇高问题。     

试析北伐初期的“迎汪复职”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事务主要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负责，俗称三人为“三巨头”。刺廖案发生后，胡因涉嫌与刺廖有牵连被逼离粤，三大巨头只剩下江一人。此外，汪早年追随孙中山不无微功，个人又极具演讲才能，满口“左”的口号，使得汪精卫一时间成为广东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也深得苏联方面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汪精卫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各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中执委常委，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国民党的重…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病象研究与文化阐释

受中国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中国城市规划正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极端,“被规划折腾”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主要是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这是一些城市在打造和营销城市品牌时发生的最大闹剧.“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说明我们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并逐渐滑向“人心涣散”、人去城空的绝境,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实努力,重建“过美好生活”的城市文化本质和功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鹦鹉洲案:民国时期公产清理之省际博弈

北伐后,伴随国内政治局势渐趋稳定,国民政府逐步转换政治角色,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社会建设,各省地方政权始以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为政府基本职责。各项事业渐次开展急需款项,如何筹措发展资金成为各地政府共通难题。湖北、湖南受政治秩序建构、经济收益增进等多方因素推动,于控制地域开展了颇具影响的公产清理活动。两省间存有历史问题之鹦鹉洲成为公产清理中省际矛盾重要表现。文章拟对两湖间鹦鹉洲争夺过程加以梳理,以彰显民国时期公产清理省际博弈复杂面相。     

近代国家建设之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历史解读

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之中。前者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部分论述了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的基本思想。后者对有关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基础,国民政府在军政、训政、宪政三期的中央、省、县各级政府的职能、权力和相互关系作了系统阐述和规定。这两份经典文献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理论基础,对国民党执政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大型城市在政府间关系中的政治平衡作用

政府间关系的政治平衡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平稳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化的纵深推进和原有"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的逐步消融,打破了政府间纵向关系平衡的支撑性结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迅速崛起的大型城市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同步推进。如何将中央、省级和大型城市等三个行为体之间的两种博弈合二为一,通过突出大型城市的发展,增强相互之间的依赖,成为重构政府间关系平衡的崭新思路。改革旧的行政区划,增设直辖市,增加大都市设置,建设不同类型的中心城市等等,不仅将有效地突出大型城市政治平衡作用,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政府发展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