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是时下的社会热门话题及学术研究的焦点领域之一。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体制及机制改革与创新研究需要关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与行政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沿革、现状及存在问题,国内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典型案例及经验,多重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制度变迁与新管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管理的组织结构重组与职能转变,社会管理运行机制设计与管理方式改进(或社会管理的流程再造与工具选择),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战略与策略等方面的问题。     

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改善民生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对缺失,公民社会发育缓慢,社会冲突激化,使得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正义的社会支持与利益,同时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使其成为公共安全的高发地带.因此,民生问题仍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推进以改善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就业服务制度等制度改革,创新政府社会治理方式,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二是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引导社会组织合法、积极、良性发展,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弱势群体经济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三是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慈善等调节手段,促进分配公正,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四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安全管理服务、防灾、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以及公安队伍等建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政府社会管理改革:一个理解框架及其解释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一项基本职能,其正当性、范围和方式受国家构建和行政模式的影响和约束.目前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仍旧是一个未完成共识的研究议题,从公共责任类型和公共政策取向这两个维度构建理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可以避免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片面认识,可以发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旨在于如何消除对全能政府的依赖,并在限制强制性权力行驶中改善公共服务,其政治思维倾向和价值追求不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决于政府角色认同的转变和治理机制的设计,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则应当融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此文首先探讨了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然后基于社会转型现状,探讨了治理社会失衡、治理社会失调和治理社会失序的社会管理创新；最后基于社会转型趋势,探讨了“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和“居民身份型管理”建设.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

长期以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从属性存在,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故对学界而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新问题,缺少必要的理论积累.此外,人们也常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对其理论逻辑关注不够,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体制改革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着“体制生成论”——“体制构造论”——“体制转换论”——“体制协调论”这一系列理论分析框架,以发现社会管理体制的生成、结构特征及其变革转化的一般性规律,为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以社会政策创新带动社会管理创新

以政策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的经验对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用社会政策创新带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把握以下一些着力点：第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仅仅局限于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还应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第二,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     

风险社会情境下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转型的加深,中国也步入了风险时代。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中国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将社会管理纳入到风险社会的情境中,探讨了中国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包括政府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度上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认同和资金方面的困境,公众意识、公众参与渠道和主体地位定位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这些挑战所应采取的解决路径。     

走向柔性社会管理

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社会管理成为备受关注的管理领域。将柔性管理手段与方法引入到社会管理领域成为补充现有刚性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尝试。柔性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强调运用非强制的手段引导民众的自觉行为,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实现其自身关注的转变、理念的转变与角色的转变。在推行柔性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包含三方面内容:柔性社会管理的起点——尊重需求导向,规范需求表达;柔性社会管理的重点——寓管理于服务,引导民众的自觉行为;柔性社会管理的难点——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引领社会自我管理。     

深化武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以后,政府和学术界对其进行着不断地探讨与实践.为此,武汉市应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理念,提升社会管理“软实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深化武汉市社会管理创新.     

当代中国:转型性社会发展与创新性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府与市场双重驱动、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复杂交汇、发展不平衡贯穿经济社会转型全过程,是转型性发展的突出特点。面对转型中的矛盾与问题,必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以创新性的社会管理促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与转化。当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应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现社会管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二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创新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大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三是从实际出发,创新与完善法治手段和德治手段相辅相成的社会管理方法。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转型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的转型期。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网络舆情的突发性、非理性、去个性化以及多元互动性,对舆情监管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表明,完善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立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对构建和谐网络舆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信用发展态势与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整个社会在信用上的同步跟进,其治理迫在眉睫。在社会信用问题治理上,最核心的举措之一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存在于征信体系建设、联动机制建设、政府自身信用建设等方面。鉴于此,可以尝试借鉴整体性治理来破解上述困境,这种破解作用主要通过组建专门的信用主管部门、强化部门和区域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政府自身守信机制设计、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善——以N市J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改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处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和探索时期。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善治理论,在对改善和创新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解释力。购买行为内部化、购买程序随意化、购买力度小、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是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购买者（政府）、承接者（服务机构）、使用者（老年人及其家庭）三个主体角度入手分析,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供给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个合理性视角。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