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伤悼诗序及其文化解析

唐代诗序是与唐诗密切结合在一起且同样精彩的文化形态。现存唐代伤悼题材诗序共24篇,占唐代诗序总数的2.58%,是唐代诗序的一个小类别,但它形象化地再现了300年间唐代文人感伤生命消歇、探索生命质量、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不仅如此,唐代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借这类诗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代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唐乐舞诗序论

唐代乐舞类诗序是唐代诗序的重要内容。从类属的角度看,唐代乐舞诗序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诗序保存了唐前乐舞资料,利用诗序,诗人们开展了对唐前乐舞或追本溯源,或拾缺补漏,或古今互证的＂补亡＂工作;二是诗序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异域乐舞资料,唐代流行的异域乐舞都在诗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三是诗人在诗序里特别强调了乐舞的声教作用,这既是传统礼乐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诗人们对诗序可补诗之不足的文学功能的自觉运用。     

陶渊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以《桃花源诗并记》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以诗序体这一新型诗歌体式为审视点，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这一虚构文学的代表，以及陶渊明在诗序体创作中所获得的建树及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均进行了全新观照。认为诗序体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潮，“艺术包装”成为唐代传奇作家们的创作时尚，均与陶渊明的这一艺术精品关系密切。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蜀道文学的壮美历程

在西部文学和全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蜀道文学都留下了辉煌壮美的一页.先秦,蜀道文学的奠基期;秦汉魏晋,蜀道文学的第一高峰期;隋唐五代,蜀道文学的第二高峰期;两宋,蜀道文学的转型期;元明清,蜀道文学的衰微与复兴期.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李建中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撰文《神女与寡妇———对魏晋文学中两类女性形象的文化审视》指出，魏晋文学中，以“神女”和“寡妇”名篇的赋有近２０篇。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魏晋诗人来说，美艳而欢愉的神女与孤寂而悲伤的寡妇，并未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魏晋时期无论是美艳的少女还是新寡的嫠妇，并非全是恪守礼教而甘作男性或艳羡或哀怜的对象，而常常能够大胆、主动地追求自由和爱情。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意识已经随着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魏晋文学的“神女”…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

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王辉斌在李唐王朝三百年的诗坛上，历史地存在着一种值得十分重视而又不曾为古今研究者所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倍受诗人们所喜爱的＂诗序合一＂。所谓诗序合一，是指诗人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意识地在诗歌前附上一篇序文...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读韩愈《送孟东野序》札记

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是一篇颇有名的文章。据某些译释的资料来看,恐怕有些研究者并不瞭解此文的真义。兹举四个问题讨论之。一、“其他”原文:“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古文观止》注:“其他美处纯乎其为汉氏。”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曰:“大意是,他的诗超过了魏晋时代的诗,有些精妙的诗达到了上古诗歌的水平,其他的诗也接近汉诗的水平了。”     

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

魏晋人于杀夺无常的乱世形成独特的死亡意识,并将他们的死亡意识练化为生命悲歌。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在人生哲学层面表现为养生避死之浪漫主义与忧生叹死之感伤主义的相伴相峙,以及杀身靖乱之英雄主义与且趣当生的享乐主义的相生相悖;而在审美创造的层面则分别化为游仙诗与丧乱、挽歌之诗的交响,以及咏史诗与公宴、饮酒之诗的碰撞。魏晋诗人死亡意识的种种冲突,最终消释于南山陶潜的自然主义;而此一“消释”的诗性显现,则是魏晋文学的生命悲歌归尽于陶渊明的南山歌咏     

《文心雕龙》“文才”论内蕴与生成背景管窥

“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自先秦至魏晋,“才”这一术语逐步由论人到评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才观,主要包括“才源天授,才主学辅”“骋才驭奇,修德为器”“因性练才”三个方面。文学场中的才性论中杂糅着诸多社会因素,魏晋时期奉命创作与即兴创作使“文才”受到追捧,作者地位与交际圈影响了才名的评价与传播。刘勰以“才”论文,重视文才的观念符合魏晋时期逐渐兴起的崇才思潮和文学场的变化。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