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具体一点说,先秦时代的“文”、“文章”概念非常广泛。《论语》里,它们和“文学”     

初论文学学

在众多的辞书和文学教科书中 ,文学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或活动 ,理解为一种艺术样式——语言艺术。文学不应被当作一个学科或学科门类的名称。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应正名为文学学。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 ,文学学已经成为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组。今后 ,文学学的学科体系将进一步得以充实 ,其主流演进态势仍是研究对象的细化和学科之间的交融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盛明巴蜀文人安磐的文学成就考论

安磐,字公石,明代嘉定州人。作为盛明蜀中直节之士,安磐文学成就亦高,“其论诗以严羽为宗” 评论古人,多中窾会,力主诗文内容“高古”,诗风“振绝”,学、才、文结合。而创作“其诗风神独绝”,或抒发悠游山水之情,或追悼“仗节死义”之士,或记载巴蜀地方城池书院。又与蜀中文人特别是杨慎多有文学交游,品评诗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关于改进蒙古文的探讨

一、改进蒙古文的必要性我国蒙古族现在通用的蒙古文,是于13世纪初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人们通常习惯地称其为“回鹘式蒙古文”、“传统蒙古文”或“老蒙文”,新疆等西部地区的蒙古族还称其为“胡都木文”(hudum卫拉特语,有“原有的”、“最初的”之意)。我们所说的“回鹘式蒙古文”,指13—16世纪末的古代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自17世纪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20世纪已发展为有自己特点的近代蒙古文,我们称其为“蒙古文”。     

王朔小说评论述评

并非科班出身的北京青年作家王朔,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赢得了不同层次、各种年龄的众多读者的喜爱。然而,在文学评论界,王朔却是一个最引起争议的作家。赞赏者誉其小说是继老舍之后的并有所突破创新的“新京味小说”,毁之者则称其作品为“痞子文学”或“流氓文学”,新潮批评把王朔纳入“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行列,通俗文学则将其归在本流派的麾下,真是众说纷纭。本文试将这些评论中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加以综述,并略陈己见。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     

对"意译"末流的抵制——苏曼殊译学思想论

翻译文学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作为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苏曼殊的翻译成就和史学意义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其译学思想的梳理更是付之阙如。其译学思想可归整为以下三点:一、选材精审,注重原文审美价值,反对“必关正教”;二、精通原文和译入语,“按文切理、语无增饰”,反对“浇淳散朴,损益任情”;三、“陈义悱恻、事词相称”,以使达到神韵与形式的统一。这种抵制“意译”末流、追求文学审美价值的文艺观在当时翻译界可谓空谷足音。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论姚鼐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人们对“文”的内涵的认识有所变化，但总不甚明确，无论是策论、书信、碑诛，还是辞赋、游记、小品，都谓之曰“文”。文学性文章与应用性文章的概念区别模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形成重道轻文的观念。清代桐城文统的创立者姚鼐突破了前人“文以载道”说，通过“文与质备、道与艺合”等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倡导强调文章的文学性：为文学由杂向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我国议论文之祖——孔子议论文初探

孔子,包括整个先秦诸子在内。首先是哲学家;他们的论著,就文体的性质而言,首先是议论文。人们通常把先秦诸子散文称之为“哲理文”或“说理文”,似乎也正基于此。然而历来对孔子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其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     

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诡”出现较早且具有丰富的意涵。在《文心雕龙》中,“诡”出现多次,被刘勰系统地用作一种文学风格学概念。在深入理解“诡”义的基础上,刘勰将“诡”引入文学批评。“诡”的文学风格学意义,正是根于其本身的“反”“违”“异”及“变”等义而产生的。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体系中,“诡”作为一种含贬意的文学风格学概念,其风格特征表现在作品的述情表意、遣词造句、选字配义及协声调律等方面,可谓刘勰对南朝文弊的集中批评与规箴,同时也从反面显现出刘勰对理想文学风格的塑造与追求。     

简论文艺创作中的情感因素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情感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认为文艺创作不能离开情感。散见于报刊的不少文章都谈到了情感在文艺创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文学概论”课的教材中却很少把情感作为独立的章节和心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加以论述。本文试图作一些有益的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文学是情学 有人提出文学是情学,认为文艺就是表现情感的,把人的主观情感看成是文艺创作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