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朴”“艳”与“深”“浅”

"朴""艳"是一对非常重要词学范畴,"朴""艳"内涵的丰富及演变轨迹突显了词体的文体特色,其中"艳"尤其突出,与社会风气、创作环境和诗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朴""艳"与"深""浅"的辩证关系中亦可以了解词体发展。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趣"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趣"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趣"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发展到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趣"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词趣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方面的论析。上述两个维面,将"趣"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展现出来。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体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风格”批评的流衍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古典词学传统中的"风格",主要指向词人创作风貌的静态描述和笼统概括,并以诗教传统中的"雅正"之风为尚。晚近以来,随着西方风格学知识的传入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普遍运用,"风格"也逐渐成为词学核心话语。胡适和胡云翼将词学"境界"说导向"风格"论,引领新的词学批评潮流。此后,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对于词派乃至词的时代风格演变过程的研究,使现代词学风格论渐趋成熟。詹安泰立足于文学本位,以修辞学的视域划分词体风格的多样形态,丰富了词学风格论体系的内涵。"风格"一词在词学批评中的流衍,足可视为词学发展史的缩影,是观照词学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     

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大小宋”与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勃兴

宋征璧为宋征舆从兄,号为"大宋",宋征舆则称"小宋"。他们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词学活动的最早组织与核心主持人,是云间词派词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云间词派创作成就最高的词人之一。由于陈子龙崇高的历史地位,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影响,以及大小宋名节有亏,清代与此后的诸多词论家多淡化或不提大小宋的重要词学贡献,而将陈子龙视为云间词派的开派宗主。     

论宋词之"富贵"

"富贵"这一批评范畴在词学中被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诗文批评,这和"富贵"范畴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本身的内涵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关词的起源(民间、燕乐、秦楼楚馆)决定了词"绮艳"的本色,其繁盛时(宋)的社会风潮、文人时尚又决定了词继续流连与"温柔富贵乡"中.因此"富贵"这一范畴在词学批评中的具体涵义就在于奠基于词人深厚的学养和博富的才情基础,词创作要既脱却穷酸寒俭之俗态,又不仅仅以镂金饰玉的财富的铺陈刻画为能事,而是超越刻意的"富"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追求天然的 "贵"的内在气象和神韵,营造出一种雍容典雅、风流闲淡、含蓄蕴藉、旖旎优美的气韵,如此"格高气逸,韵远思深",方为真知"富贵"之上乘之作.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清代词学批评对两大传统词学宗尚的消解

清代词学批评对传统词学宗尚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对婉约与豪放词风宗尚的消解,二是对南北宋词宗尚的消解。上述维面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对词作体派与风格高下之论的破解,后者主要体现为对词作艺术表现模式优劣之论的破解。此两方面共构互渗,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标示出清代词学批评的理论水平与历史高度。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陈振孙词学思想论略

陈振孙思想正统,崇尚儒雅,既从政治教化的高度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思想规范词的内容,又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以“高丽”之格绳衡词的形式,对内容和形式采取不同标准区别对待。与此相适应,在一个层面上,陈振孙论词必论其人,兼重人品词品,从创作主体一侧强化对词作内容的要求;在另一个层面上,通过品题中蕴含的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主张,将“高丽”之艺术标准从藻饰、意境、音律等方面具体化。陈振孙评词特重宏观与整体把握,不因人废词、重比较分类,凸现出艺术鉴赏的辩证法则和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浅论南唐、北宋词家的忧患意识

南唐词的忧患意源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表现为忧生之和国家之叹于词中注入了大量的 忧患意识,从而引起词的艺术手法的变化和抒情功能的增强,南唐词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词坛发展的方向。北宋 词人因袭了南唐词的这种品格,充分实现了词的抒情功能。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缺席的女性与女性的缺席--从性别批判视角看唐五代词

唐五代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以“男子而作闺音”的文学传统与唐五代特定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并有男性心理期待隐藏其后,从中体现出的两性心理的异化尤其是对女性的异化,成为词体本身独特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