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逸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浅谈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

中华文化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它以德起论,有仁义礼智信之言,以研世道,重在治世。人文特征、伦理特征、政治特征和实用特征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     

以儒解庄：王安石学派的庄子学阐释

王安石学派是庄学史上特有的治《庄》群体。此派自觉地以王安石为宗,并在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学化特色。他们彻底消解了庄子与儒家的对立,将庄子思想颠覆,使儒道二家合二为一。这种以儒解庄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人权理论与儒家的人的学说

西方的人权理论是在基督教的性恶说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人权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生存权 ;儒学主要奠基于性善论之上 ,因而缺乏人权形成和发展的土壤 ;创造性地诠释儒学 ,就得重视对儒学中的性恶论资源的开掘。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李贽与公安派渊源探析

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其理论建树上有启发作用。李贽和公安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又有某些偶然性因素。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诗性伦理”导论——儒家伦理的重建

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诗性伦理由“兴于诗,立于礼”构成,并分别以“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作为其规范性和时间性的维度。     

“真”:超美丑的自然审美主义——李贽审美思想论

本文分三部分阐释李贽的审美思想:其一,与康德在18世纪末期提出的审美自由思想相比,李贽更强调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平等认同及审美客体的独立性;其二,李贽主张审美观照建立于这样一个前提下,即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同时必须是一个召唤主体;其三,李贽坚持人生的真理性(人生价值)不离于此,尽在于此,主张“为己自得”,“不掩于行”,由此开启了个性解放和情感自由的生活美学.     

再谈儒家正统的阴影——评王夫之对李贽的否定

<正> 一笔者写过一篇评王夫之否定竟陵派钟谭的文章,题为《儒家正统的阴影》(载《船山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王夫之对李贽的否定,更表现出他身上的这种儒家正统的阴影。李贽是泰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晚明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他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两次丁忧的冲击与刺激

李贽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因父亲和祖父去世而两次去官返乡的丁忧守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仕宦蹉跎、子女多夭等种种厄运的重要诱因。现实的遭遇,使他对礼制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进而对孝道加以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丧葬观和孝道论,这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

人们通常将梁漱溟归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梁漱溟不仅拒绝国粹派维护旧有文化的努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体认,他在审慎地探讨东西方文化得失及根源的基础上,主张排斥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路向,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根本改造”,批评地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未能成就它应该成就的东西,按此意欲持中路向自然独立发展,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梁漱溟文化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缺陷,如他最终把孔子儒学当作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兴旺发达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注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     

儒家“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

日本水户学的"尊王攘夷"思想源于儒家典籍《春秋》。其中"尊王"的思想始于因"敬天"而畏"天命",转而尊隆承受天命的"受命之王",以至尊重"继体之王"即"今王";而"攘夷"的起点是对夷夏文明价值的高下判断,其目的是实现本文明的极限扩张,即"化及天下"。水户学与《春秋》的"尊王攘夷"除"王"的身份不同外,二者的思想结构并无本质区别。由"尊王"所导致的对议会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由"攘夷"所导致的对异民族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发展权利的扼杀,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中都曾凸显出来,这为儒学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再生成提供了镜鉴。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从朱熹、李贽到严复——兼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朱熹、李赞和严复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佛、道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李贽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众生平等,批判理学籍制思想,反理学;严复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引进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这一发展过程,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反思经学,另辟蹊径——论文中子新儒学的崛起

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文中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南北统一之后,以一位儒学革新者的面目出现于学人的视野之中,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挖掘,也会对我们研究儒学的发展给予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