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救灾活动

古人对灾异 ,总是充满惊惧之情。各种救灾巫仪最大的功效 ,即在于安抚人心 ,裨益于众人走出疑惧的阴影。中国古代的巫术 ,便有此功效。水灾 (包括江河之水与雨水 )、旱灾及蝗灾 ,为自然界、自然力量所造成的灾祸 ,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武力冲突 ,即为人所招来的灾祸。古人的观念中 ,此种自然灾祸与人造灾祸 ,却与人事、鬼神有不可分的关系 ,古代社会常将防止或禳除此种灾祸的事 ,交付于巫者。此一职事 ,大致可分为“祈雨”、“止风雨”、“战事”、“蝗灾”等四种。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中期的土尔扈特贸易

清代中叶,清政府与蒙古土尔扈特部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精河、库尔喀喇乌苏等新疆北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贸易活动。尽管这项贸易活动持续的时间不长,贸易活动的规模也不太大,双方的贸易仅限于土尔扈特各部落以驼只、金币、银两与银币(即俄国货币)、铜钱等,换取清政府官牧厂的马匹、牛羊和厄鲁特、察哈尔等部落     

何为公正性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穆勒、麦金太尔、马克思等对公正的论述 ,认为公正是等利(害 )交换 ,是行为作用对象应受之行为 ,而不公正是对人做不应做之事 ,是行为作用对象不应受之行为 ,是行为人不应得之行为 ,即公正是“应做”、“应得”之行为 ,不公正是“不应做”、“不应得”之行为。公正也指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所有人和相同的事情 ,公正具有历史性与辩证性     

说殷卜辞中的“虹”——殷商社会观念之一例

殷卜辞以“出虹”为灾祸之兆。出虹可以影响收成,造成祸患,这与《诗经》所谓“(?)(?)在东,莫之敢指”是一致的。甲骨文“虹”字并不起源于拱桥或玉璜之形,而是双首的龙形。殷人以见到它为灾祸之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殷商时代“龙”的社会观念的一个侧面。     

一代霸主艰辛的童年——《天问》中反映的楚庄王事迹发微

<正> 《天问》中“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四句在诗的最后一部分即问楚国历史的部分,从史实、名字、谥号等方面考证,乃是问楚庄王之事。王逸误解为吴王阖庐之事,古     

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

甲骨文祀典中习见“自上甲六示”之贞,六示指先公中最后的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以下简称三报)示壬示癸言之。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殷     

殷墟卜辞中的“祝”

“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巫术活动。根据商代卜辞的记载,商王曾祝于宗庙,祭祀自然神时有“册祝”的形式,有些祝祈是为了消除灾祸。     

概述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续二)

宋辽金时期,行政区划基本上是路、州(府)、县三级制。 北宋,甘肃境设三路、二十四州(府、军)、五十一县。(监、尉司)路置转运使,总民兵之事,州的县官称某某知事(简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县除首都所治为赤县,首都之旁的县为畿县外,以户口多少和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志把县分为五等: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下。 永兴军路,治所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辖甘肃境的庆阳府、环州、宁州。庆阳府(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一一一九年改庆州为府),统三县:安化(今庆阳县)、合水(宋神宗熙宁四年即一○七一年置,省华池、乐蟠二县为镇,今合水县)、彭原(原属宁州,宋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一○七○年划归庆阳府,今宁县)。环州,(宋太宗淳化五年即公元九九四年改通远军为州),领通远(今环县)一县。宁州,统三县:定安(今宁县)、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真宁(今正宁县)。     

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

明人传状文不仅格外关注践行日常人伦的平民,塑造出一批平民化的道德人物形象,而且尤好为出身平民的"畸人"立传,包括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奇节独行之士和富于时代文化特征的放荡形骸之士。明人传状文传主身份的平民化,从一个方面昭示出明代文人勇于突破"区隔"界限的时代文化风向。在传主事迹的选取方面,明人传状文偏好选择传主的奇特之事、奇异之事与奇趣之事,加以重笔渲染。同前代传状文不同,明人传状文的选材求奇嗜异,表现出以奇显真的文化趋向。明人传状文大多兼用叙事、抒情、议论、写景等多种表现方式,作家在对各种表现方式进行多元选择和复杂组合时,往往自说自话,注入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即着力以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认知和评价传主的言行,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观念。     

诗与现实的矛盾——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形而上学》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描述可能之事和普遍之事的诗高于历史的观点,看似与其《形而上学》中现实高于潜能、第一实体是个体的论断矛盾,实则二者源于共同的存在论根源,即世界的合目的性。通过对《诗学》的文本分析及其与《形而上学》的比较,这一矛盾得到了解决:诗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出世界的合目的性,通过描述可能和普遍之事,在可直观的范围内摹仿作为现实和整体的第一实体。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主体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是活动的主体角色。与人相互作用的客观的东西,即在主体的对象实践活动、社会政治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中。同主体相对立的东西就是客体。客体包括社会的组织建构、政治设施、运行机制等社会环境;同时还包括实在的物体、自然界的客体及“第二”自然界(人化自然)的客体;包括人和主体的意识本身,即作为自我分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 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 (一)实理条理 “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修文以函情”、“治情”以治国——船山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

<正> 船山认为诗歌的社会作用,就是为封建政治伦理服务.强调学诗和写诗的终极目的.就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他企图通过“修文以函情”的特殊途径,亦即陶冶性情的审美途径,来调和阶级矛盾,达到“治情”以治国的目的。一、反对两种倾向在诗歌为封建政治伦理服务这个问题上,船山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诗歌笨拙地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亦反对诗歌对封建统治者直接地尖锐地揭发和批判.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哲学问题

企业是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系统。企业管理就是对共同劳动这一社会活动加以组织指挥、以期达到发挥现有企业最大效能的一门新兴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后之事。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管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科学管理,以泰勒,甘特为代表;和现代管理以西蒙等为代表。 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是新的综合。整个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立体结构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要求人们从对事物的研究过渡到对系统的研究,从单值的研究过渡到多值的研究,从单向研究过渡到网络,矩阵的研究。现代企业管理应把整个企业看作一个受     

论林则徐治理江苏地区之政绩

林则徐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即二十二岁时,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起,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六十六岁任钦差大臣,驰赴广西镇压天地会农民起义,途死于广东普宁县行馆止,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他先后在厦门、南昌、杭州、江苏、陕西、湖北、河南、山东、湖南、广州、甘肃、云南等地任官,其中以江苏连续任官时间为最长。清道光二年(1823年),林则徐升江苏按察使,主持全省的司法刑狱之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出任江苏巡抚,主管全省的民务。今年是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本文拟对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期间之政绩作一些论述,以志纪念。     

《高僧传》校点拾零

《高僧传》十四卷,梁释慧皎撰。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和语料价值。我国佛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汤用彤先生为之校注(汤一玄整理)。汤先生的校注以《大正藏》为底本,参校众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不过由于诸多原因,有些校注尚可商榷。对此,前贤已多有论及。笔者近来亦通读数过,发现有些校点仍可进一步斟酌,今检得数则,以就正于方家。1.[僧]智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卷七“宋吴虎丘山释县谛”,第279页)按:“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莱之事,弥深悲仰。”不应为僧智“泣曰”的内容,而是作者的陈述,故标点改为:“[僧]智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莱之事,弥深悲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