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及其出路

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及其哲学基本假设的反动,在哲学上,它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实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西方学者纷纷对后现代主义思想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进行批判性再评价.这些批评表明,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启了新的研究议程,推动了边缘群体解构总体化的现代性历史的努力,但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它无法用于建构和解构我们的后现代实在,只是又一个现代神话而已.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在文化上的反应,它反映了当代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危机.只有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合理价值内核,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回到主体性和理性至上性的基础上,才能够解决这种文化和价值的危机.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文化研究"学派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

"文化研究"学派的知识分子理论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为两个思想来源,对其精华进行了继承和整合,对其缺陷与局限有所超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今时代学院内外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的重构理论.这对处于文化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伊格尔顿的"坚持"现代性思想

透过后现代主义的喧嚣,伊格尔顿洞察到它"早熟"的缺陷,此缺陷促使它拒绝宏大叙事而提倡微观叙事,使后现代艺术堕落为商品的奴仆,并培养了大量浮躁的人,即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现代性终结"仅是它一相情愿,而非现实的客观写照.他认为坚持现代性的必要性在于: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召唤着宏大叙事,人们怀念着现代主义的原创性态度,人们需要理论思考来分析社会问题.为此,伊格尔顿强调: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有机结合起来,要在继承现代主义原创性态度的基础上合理地使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方法,要使批判激情和理论思维辩证统一.     

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中国现代化视阈中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同时它又始终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1]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人再一次面对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选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有无价值?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简单附和其全部主张和以启蒙理性的态度全盘否定其意义都显得太轻率,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之进行辩证分析、恰当定位,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才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     

"后现代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立场

随着后现代政治的扩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念和宏大叙事话语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叙事中的批判能力和理论重建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中的激进影响,从深层次上展现出了它在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思想张力.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想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立场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辨析与清理

要真正弄清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首先必须弄清“现代”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现代”首先是一种认知范式,它以“进步”为核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只不过是这种认知范式的应用,因而学术界对其开端和终点都有不同的定位.“现代主义”是指以“审美现代性”对资产阶级“市侩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社会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是在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现代”、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丧失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颠覆资本主义神话的一种新的尝试.     

如何向着自身的未来开放——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对话

后现代主义已经斑斓,那么在对它的追忆中怎样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异码对接,显得异常艰涩但难以退却,因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谱系追溯与未来命运的一部分.在哲学基本范畴上,后现代主义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峙中展现了它对差异的敏感性,马克思主义则显示了它的历史迫切性与理论宽适度.向着自身的未来开放不仅意味着增强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更在于在思想的"误构"中,独立于历史的深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试论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新闻宣传、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核心同样是以人为本.离开了以人为本,新闻宣传、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基于此,我们一切新闻宣传、新闻传播活动都应以人为本,着眼于人,作用于人.而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的含义,是在新闻传播中践行以人为本根本要求的基础.从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两个层面来看,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既是指"人民",又是指受者与传者的"合而为一".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