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妇女职事及相关观念的演变

上古男女社会分工塑造了女子家庭妇女形象,父权社会的形成模塑了“女主内”的社会观念,与此相应产生的是女子无与家政和国政等外事观念。在妇女无与外事观和女祸观的影响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女祸观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萌发到最终定型的历程。     

先秦时期渎职犯罪考察

中国古代渎职犯罪起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渎职犯罪立法与夏、商、西周时期职官的世袭制密切相关,即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渎职犯罪的政治根源,在制度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渎职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打击职官的渎职行为,夏、商、西周时期都对官吏渎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反渎职立法对当代中国的渎职犯罪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应该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完善打击渎职犯罪的立法,强化权力监督机制,从而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先秦隐士产生的社会基础

隐士是远离人群、远离闹市 ,不愿做官的人 ,是士阶层的一部分。由于构成隐士的标准 ,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因而有种种不同的隐士。隐士是在春秋晚期私学兴起之后产生的。隐士的产生 ,有着特有的社会基础。隐士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而王朝更替、政治昏暗 ,则往往成为隐士产生的直接原因     

明代官员“忠”谥考论

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简论先秦时期的重农思想及其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思想。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经发生并不断发展。三代时期,圣贤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李悝、商鞅、管子等的重农思想及重农措施,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总结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刑法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的设立,国家机构已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国家也派遣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掌管行政与司法事务,使国家刑法开始通过惩罚地方官吏及少数民族首领的犯罪行为而在此地区适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部落如夜郎国已有自己的刑事成文法,与其他部落内部存在的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多元化状态。     

唐五代时期的许州与忠武军

许州为中原雄镇,唐五代置节度使,建号忠武军,守国抑暴,收功弭乱,名噪一时,是中原防御型藩镇的典型代表。黄巢起义失败后,忠武军军事地位和影响衰微,而饱受战乱天灾的许州,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其恢复和发展的程度仍然有限,稻作生产也严重萎缩。     

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之多维度比较

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学派基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思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流幸福观。本文通过对先秦各家幸福观的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以及个人维度与社会维度的比较研究,厘清了其幸福观的主旨和诉求的内在差异,并创新性地将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的共性价值取向概括为"内求于己、知性自足"。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的多维度比较为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各个层次的幸福价值取向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根源。     

先秦时期西安音乐文物述略

音乐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其与政治、道德、教化等融为一体,所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作为世界文明古城,西安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一个有着悠久音乐文明的城市,它不仅保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而且还存有丰富多样的地下考古实物,这些实物多角度地展示了西安音乐发展的活的历史。深入研究西安音乐文物,了解古代音乐文化生活,对今天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以及西安音乐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对殷周从属关系的认识及其文化阐释

先秦史书显示周战胜殷之前的殷周之间是从属的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在先秦儒、墨、法等各家著作中均有反映。周之胜殷,并非落后文明战胜先进文明,这可以从青铜器皿、语言文字等方面得到文化阐释。殷周之间的战争主要产生了从属的关系,姻亲关系则更有利于双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孔子忠恕伦理思想辨义

忠恕关系是体用关系,不是恕涵盖忠;忠恕不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包含忠恕两个方面,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是不对的;忠恕之道在现代社会的贯彻应该注重其本有含义,也就是强调对自我的约束和限制,同时也要注重现代社会的特点,融入人格独立,彼此尊重的精神.     

先秦时期法制思想中蕴涵的保障性管理制度观念

从管理学的视角上看,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制度文化。其中的法制思想中蕴涵着宝贵的保障性管理制度观念。其功能是为了确保秩序性管理制度能够被贯彻执行,从而科学地调整人际关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种保障性管理制度的产生,源于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它是管理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     

先秦的策祝仪式及文体特点—兼谈对《左传》中两篇祝辞的看法

《周礼》太祝“六祝”中的策祝多为远罪疾的祈祷，因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必须举行特别的祈祷祭祀，祝文也应书于简策。《左传》所载荀偃《祷河》和蒯聩《战祷》皆是春秋策祝的代表之作。策祝针对性极强，一事一祝，没有形成常规祝词的陈词滥调，大多采用散文的形式。     

论被害人加权责任的概念

人生活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之中,必然会发生各武各样的行为交往与互动,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应当承担主体行为的责任.为了促使刑法理论重返真实的生活世界,真正地实现刑罚之该当性,并通过刑事政策杠杆重塑主体人之行为模式,促进社会的公平、高效与和谐,有必要提出并论证被害人加权责任的概念.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我国的异化消费现象及应对策略

异化消费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的出现加重了原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失调程度。异化消费与科学消费观所倡导的消费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如何用科学的消费观匡扶和纠正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用科学消费观抵制和战胜异化消费现象是研究生产消费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

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时代的"诸子文化"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当先秦的"诸子文化"被视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源头之后,搞清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陈旧的一元论的思维模式,进入多元化的探讨,并且通过比较文化学的方法,提出了"贵族文化"、"官僚文化"、"征服者文化"、"被征服者文化"的新概念,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新的视角.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