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923～1925年政治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 ,其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以往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 ,偏重于分析中共三大前后和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 ,忽略了 1 92 5年五卅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这样 ,既不能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也影响到对中共早期历史的评价。1　　从 1 92 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到中共三大前后 ,是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许多错误的分析。在对于工人阶级的认识上 ,陈独秀由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 …     

论陈独秀真理观

论陈独秀真理观朱洪陈独秀真理观是陈独秀哲学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思想界关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集中，而涉及陈独秀哲学思想特别是皙学专题研究则不多见。陈独秀的政治寿命并不长，如果１９１５年创办《青年》杂志是他的政治生命的起点，１９２７...     

也谈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

<正> 如何评价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问题,目前党史学界有不小分歧:有全面否定的,也有评价很高的。这两种看法,皆有片面性。笔者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中,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抗日爱国思想居主导地位,同时也有若干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的思想。(一)有的同志列举了陈独秀的“四大罪状”后断言:“在他政治生命的后期所扮演的,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可耻的辩护士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请看陈独秀在“和”与“战”问题上的主张。众所周知,全国性抗战以前,日本帝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若干浅见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史学界对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特别着重对其右倾错误的研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原因,既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有关,也与他个人的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但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等于陈独秀个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范畴。     

关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若干浅见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史学界对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特别着重对其右倾错误的研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原因,既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有关,也与他个人的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但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等于陈独秀个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范畴.     

“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与哲学观

“五四”后期 ,陈独秀由渴求法律言论自由、崇尚基督耶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转化为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劳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清陈独秀由“五四”思想文化启蒙与创新转向政治理想建设与传播的基本线索 ,对深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 ,大有裨益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陈独秀系统研究的新视角——评朱洪《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

作为一个曾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均有深广影响 ,又始终褒贬并存、毁誉交加的特殊历史人物 ,陈独秀无疑极富研究价值 ,其研究热潮自然也早已形成———有关专著不断问世 ,文章更如恒河沙数 ,且不乏突破性成果的取得。然而 ,陈独秀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还是其政治思想、建党思想、文化思想等 ,而对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较“冷” ,只有一些单篇的文章 ,未见系统研究的专著。前不久 ,青年陈独秀研究专家朱洪先生继《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陈独秀与中国名人》、《陈独秀传》后 ,又推…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陈潭秋在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接壤,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在政治上奉行六大政策,与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和中共与苏联来往的重要通道。对中共而言新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新疆的工作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陈潭秋到新疆主持中共的地方工作是临危受命,勉为其难。在新工作四年中,陈潭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政治经验丰富,最早向党中央发出了新疆工作的警报。然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基于种种考虑,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出在新工作人员,导致陈潭秋等80余人在新疆事变中被杀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继皖南事变后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由于盛世才深藏不露,及时识破其真面目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抗战时期新疆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陈诚家世生平考述

陈诚的家世生平 ,一直存在一些隐匿不清之处。本文据新发现的陈诚文集、家谱资料 ,考述了陈诚的一生 ,对陈诚的祖籍、家世、生卒、登科、仕宦、交游、谪戍北户良乡、与修《永乐大典》、一使安南、五使西域、家居赋闲、晚年起用等生平活动业绩作了系统梳理 ,并附以《陈诚年表》。     

陈毅在外蒙古

陈毅于1915年底至1921年春任职于外蒙古,后期担任外蒙古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在收复唐努乌梁海、促成外蒙古官府呈请取消“自治”等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却兵败地失、铩羽而归。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施政思想

作为漳州的首任刺史,陈元光针对自己施政平台的特点,选择并贯彻推行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措施,取得了治理漳州的巨大成功。他是初唐杰出的政治实践家。     

《狮子吼》--近代启蒙文学的一次尝试

章回小说《狮子吼》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未竟之作。本文对这一文本进行了深入剖析 ,从而展示了陈天华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启蒙工作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