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证据的审查

刑事证据的审查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对刑事证据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查,用确实、充分考虑的证据认定案件,是具体办理刑事案件的基础。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司法互助研究

在现有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司法互助的框架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强、操作性差,两岸刑事侦查、刑事证据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了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丧失和证明力下降,应当从证据相关制度、刑事证据互助渠道及补充司法互助证据条款等几方面来进行完善。     

略论刑事审判的经济性价值

经济性是刑事审判的基本价值之一,它是指刑事审判成本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本文探讨了刑事审判经济性的内涵及该价值的确立依据,分析了刑事审判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减少成本确保收益的基本途径.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论刑事证据的属性

在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规定质疑的同时,对理论界关于刑事证据属性的结论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刑事证据属性的新观点。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小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本文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依据出发,来论证该规则在我国建构的必要性及其相关内容。     

刑事证据关联性之司法审查

刑事证据的关联性之审查是刑事案件中证据审查的首要门槛。我国现行法律尽管规定了证据之关联性却无对关联性审查的具体规定。其中,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缺失致使品格和外部行为一类证据的适用与否成为司法实务的悬空区,法官对此类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亦无法得到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证据运用的争议案例。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的立法空白,通过对证据关联性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检察官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切入点来构建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制度,可以弥补"捕诉合一"模式下侦查与检察一体化倾向可能带来的证据审查被弱化的弊端,提升刑事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论中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评价模式

刑事法官作为案件事实的最终裁判者,必依赖于对证据的判定与评价。法官证据评价的理想模式有两种:"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英美法系裁判者的证据评价过程倾向原子主义,而在判决结果上倾向整体主义;大陆法系在证据评价过程倾向整体主义,但判决理由的出具上则表现为原子主义。而中国刑事法官证据评价的过程与结果都倾向整体主义,即印证,突出表现为:以被告口供的相互印证、同一证据源证据的相互印证、庭后默读卷宗的印证,以及判决理由的整体主义认证。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其改良,逐渐转变法官对整体主义或印证模式的过度依赖。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一种误解中的对立,它们的攻击对象并不是对方本身,实际上,它们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但是,在我们选择证明标准时,却只能选择法律真实观,因为,法律真实观具有理论上的兼容性、对客观真实的依赖性、标准上的可行性及价值理念上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且,这一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是刑事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由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及犯罪本身的复杂性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司法证明的需要 ,或基于诉讼效率及诉讼经济的考虑 ,在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责任 ,而是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     

刑事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基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现状的反思,它不仅能够实现案件公平、公正、公开审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证权,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要明确何谓关键证人及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在借鉴关键证人的司法实践及现有理论基础上,笔者明确了关键证人的概念,并将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分为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两个层级.     

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证明研究

电子证据既存在与传统书证同样的真实性问题,即需要确认其制作者的真实性,以防伪造、捏造,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传统书证不涉及的同一性问题,即证据掉包或混入问题。电子证据同一性证明依赖于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电子证据保管链具有动态复合性,既涉及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又涉及呈述性电子数据的保管链。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链证明环节有原始电子数据的收集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保管环节、原始电子数据的移送环节。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的环节包括呈述性电子数据发现环节和呈述性电子数据固定环节。刑事电子证据保管链的证明方式主要有笔录证明和证言证明等方式。与传统证据保管链的证明不同,笔录除纸质笔录外还包括电子笔录,证言除取证人员的证言外还包括见证人的证言。此外,原始电子数据和呈述性电子数据保管链证明适用的证明方法存在差异。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爱尔兰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

陪审团审判是普通法系国家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方式,同时也是扩展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形式。在梳理历史、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勾勒出一幅关于爱尔兰刑事陪审团发展历程的图景,并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指出,爱尔兰的刑事陪审团在总体上已无法满足由其国情所决定的司法和政治需要。而一个制度要想获得健康发展并产生实效,就必须契合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状况,否则就会成为仅仅停留在"纸面规则"中的"制度"。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三项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决定和指导着刑事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和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同时可以克服刑事诉讼中的“真伪不明”,即指导法官在“未能形成确信心证时”应当如何判决的裁判法则。无罪推定原则一方面要求作为国家刑事追诉机关的检察机关,一旦向法院提出了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和主张,它就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的成立。另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性质是其辩护权的行使,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有利于己证据的提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有利于被告原则源于无罪推定原则,同时又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和细化,可以使无罪推定原则得以实现,使证明责任得以有规律和始终如一的分配。     

论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无罪推定作为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罪推定中所明确的证明责任,是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告方也要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无罪推定并不矛盾。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