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视点:“礼”的传统与当代政治哲学

主持人话语:以“礼”为中心的儒家礼学体系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位置上。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中,礼教(或名教)曾被作为儒家与现代最不相容的过时之物受到激烈的抨击,让人一说到“礼”就会联想到约束、控制、禁欲、等级和权势等一些消极因素。即使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彼此互动的转化关系,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感到儒家的“礼”,特别是体现为复杂的仪式和礼节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现代生活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坦率地说,与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礼仪和礼节,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确实无法派上…     

先秦儒家礼仪观与当代礼仪规范──《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九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早在上古,就有一套祭祖之礼,发展到先秦,礼仪的含义和内容,已相当完备,先秦儒家专门叙述礼的书,就有《仪礼》、忻L记》、《周礼》等多种。儒家学论的创始人孔子把礼仪看作是做人之根本,当然“礼”有个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是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各种仪式节文。狭义的礼是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仪,对礼仪的叙述也颇多。本文仅摘其要点并就其与当代礼仪规范的关系进行讨论。一、先秦儒家的礼仪观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论…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中国文化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

文化包括“有形”和“无形”、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中国人称之为“艺”和“道”。中国文化里“道”与“艺”之间是“本”和“末”的关系,儒家强调的“下学而上达”相当于由“艺”而“道”,“为己之学”则是通过完美自身来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中国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包含了文艺、武艺、技艺,涵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在生活层面广泛地享用“艺”的成果并深受“艺”的影响,“艺”既能提供享受又能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我们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让“艺”为我们的养生、修心、审美及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例如中医,应当从理念上弘扬“中和”之道,用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而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上与西医比拼。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试论儒家的德性人格思想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道德人格是儒家关注社会人生、经世致用的终极目的 ,仁的自觉就是主体道德意识的建构和完善 ,即“天下归仁” ;礼的自律就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 ,仁与礼、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是构筑中华民族新的民族意识、道德意志 ,开创新时代的根本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先秦儒家对孝道伦理的理性化诠释初论——以孔、孟、荀论为何行孝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各派学者对孝道有种种论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的先秦儒家承礼论孝,认为孝是习先王之道、报本返始之需;同时又积极开拓新的诠释理论资源,纳仁论孝,以孝为仁本和修身之要。通过结合礼仁,较为全面地论证为何行孝,既存续了孝礼本义,又开拓了孝仁新义,大大地充实了孝道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内涵,彰显了一种理性和创新精神。藉此,他们使传统孝伦理中"历史"与"自由"两种要素相辅相成、和谐一体,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但观过知仁,对儒家孝伦理的潜在弊端,亦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见危不救”种种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儒家“礼”的内容之一。然而,当有人问到孟子,发现嫂子落水以后是不是应该“援之以手”时,忠实地恪守儒家之“礼”的孟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这时应该对“礼”采取变通的办法,亲手将落水女子救上来。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见死而不救,无异于豺狼一般。可见儒家是很主张救死扶溺的。先秦时另一大学派墨家尽管在学术上和儒家大有分歧,可是在救死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对孔子美学的现代阐释——今道友信美学思想述评

今道友信以西方存在主义美学为参照,对中国儒家美学重新加以阐释与改造,以使它具有时代色彩和现代性。他对孔子美学的主要范畴“诗”、“礼”、“乐”重新阐释界说,从而赋予儒家的“诗教”、“礼教”、“乐教”思想以新的意义,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特点。但今道友信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具有非历史主义倾向、非理性主义色彩和非科学成分,暴露出存在主义哲学立场的致命弱点。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略论荀子"礼"的多维内蕴

承继儒家孔子之礼统,博采先秦诸子之见长,荀子之“礼”具备了人格修养、生活实践、政治制度等多维内蕴,展示出超越传统的新气息。领悟古人的良苦用心,品味源远流长的理性关照,对于我们今天的理性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苏轼的散文理论──兼谈其散文风格

苏轼的散文理论,虽未有专著,多散见于书、序跋、杂论之中,但综合观之,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在继承前人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往往不囿于传统之见,能从文学本体的特征、规律出发,比较客观地进行探讨而有所发展和创新,自成一家之言。一 对于文学中“道”的概念及其与“文”的关系,一直是唐、宋时期的一些古文家所讨论的重点。不管是韩愈的“文以载道”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之“道”,也不论是以穆修、石介等所推尊的“道”和欧阳修所倡导的“文以充道”之“道”,基本内容、实质,不外乎“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理论核心。王安石虽曾提出了“有补于世…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